中国卫生部 世界卫生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技术合作的备忘录


（签订日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五日在北京就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卫生技术合作举行了会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卫生组织），
　　为了促进卫生组织在二０００年时使卫生工作普及全人类的目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世纪内实现医学科学现代化的目标，愿加强和扩大在医学科学研究和卫生工作其它方面的技术合作，
　　同时，意识到这项合作对中国、卫生组织及其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意义，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技术合作的原则
　　一、卫生部与卫生组织将在卫生领域内制定并实施符合双方政策的合作规划。
　　二、各项有关活动应由双方根据本备忘录精神，定期协商并拟订实施计划。
　　三、合作规划将由双方尽最大力量并视拥有资金情况而予以执行。

　　第二条　医学及科学研究合作
　　一、参加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及技术性会议
　　在征得卫生部同意后，卫生组织可聘请中国专家参加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医学科学顾问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并参加包括学术工作组、专题小组在内的技术性会议。
　　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及合同性技术服务协议
　　（一）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在征得卫生部同意后，卫生组织可指定中国一些有关机构为其合作中心。这些合作中心承担卫生组织研究活动有关的业务。
　　（二）合同性技术服务协议
　　卫生组织可同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中国科学家个人签订合同性技术服务协议，邀请他们承担某些专项技术服务。卫生组织负责提供所需的经费、物资和设备。
　　三、合作研究的其它形式
　　（一）科研培训
　　１．研究奖金和奖学金
　　卫生组织将向卫生部推荐的中国各级科学研究工作者颁发研究奖金和进修奖学金，以便他们在中国国内或国外的研究机构从事研究活动或进修。这些研究和进修的课题以及期限由双方商定。
　　２．训练班、讲习班和讨论会
　　卫生组织可商请卫生部指派中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参加卫生组织主持或组织的各种形式训练班、讲习班和讨论会。为使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掌握新技术，讲习班也可由双方联合筹组，卫生组织将为之提供国际讲师及办班所必需的设备。
　　３．考察组
　　在与卫生组织磋商后，卫生部可指派中国科学研究工作者组成小组，由卫生组织安排其参观卫生组织本部、地区办事处、国外的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就共同关心的专题进行考察。
　　４．国际科学家访华
　　在卫生部同意的情况下，卫生组织可安排其成员国中杰出的专业人员及科学研究工作者访问中国，与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交流技术情报，作学术报告及组织观摩示范。
　　（二）帮助建立中心
　　应卫生部的要求，卫生组织将帮助在中国建立能对共同关心的研究活动作出贡献的专门中心，卫生组织将为此提供建议，并提出包括物资及设备在内的支持。
　　四、供应与设备
　　卫生组织将在上述二和三点提及的各种研究合作形式范围内，审核由卫生部提出的关于供应与设备的要求。卫生部将作为提出这类要求及接收运到中国的各种供应与设备并负责结账、分配的归口单位。这类供应与设备要根据详细的清单而采购与提供。

　　第三条　卫生组织重点规划范围内的其它技术合作活动
　　一、考察访问及讲习班
　　（一）在征得卫生部同意后，卫生组织可组织考察访问及训练班，以便使发展中国家足具资历的卫生人员在中国进行专题学习。上述活动可包括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活动。参加人选由卫生组织与卫生部及有关政府商定。卫生组织工作人员亦可参加上述活动。
　　（二）卫生部和卫生组织亦可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卫生人员联合举办类似的活动，以学习某项专题。上述活动可由卫生组织资助或由有关国家自行资助。
　　二、奖学金
　　经卫生部和中国相应的研究机构同意，卫生组织可向发展中国家卫生人员授予奖学金（包括集体培训的奖学金），使之能在中国就某些专题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学习。进修人选由卫生组织、卫生部及有关政府商定。
　　三、卫生组织规划及现场项目
　　为了加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技术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探讨促进并扩大中国参加卫生组织重点规划及现场项目的方式与途径。本条文将涉及中国卫生工作者及其他人员应聘参加卫生组织秘书处（地区办事处及总部）及卫生组织规划和项目，后者所述人员包括专职专家、短期顾问或顾问组。
　　四、卫生行政人员互访
　　经与有关政府磋商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双方可组织中国及卫生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卫生行政人员的互访。
　　五、卫生组织工作人员专业访华
　　经卫生部同意的情况下，卫生组织将选派其工作人员进行专业访问。这项访问，亦将供作为执行本备忘录及其实施计划商订的所有活动的规划性访问。
　　六、适宜的卫生技术
　　双方可就适宜的卫生技术开展情报及技术的交流，并探索卫生组织如何能更好地将中国国内外的上述手段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规划中去。
　　七、供应与设备
　　为确保本条一至六点所述各项活动得以有效地实施，应注意所需的供应及设备的提供。卫生组织应对提供足量的视听和教学供应和设备、运输及其它项目给予特殊的安排。
　　同时，在其他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卫生部将参照有关项目的配备情况及卫生组织现行条例，审核卫生组织为其合作规划而提交的采购要求，并促使采购的供应及设备及时转发。

　　第四条　情报的交换
　　一、双方将各自为对方持续地提供技术出版物、医学杂志及相互关心的文献资料。
　　二、双方将为在中国设立一个生物医学情报中心而进行商谈。为此目的，卫生组织将根据中国的卫生及与之有关的情报需求，就建立国家卫生情报体系及图书馆问题提供建议。卫生组织还将对图书馆人员的培训、情报的搜集、分析、储存、修补及散发提供协助。卫生组织将对情报加工及医学科学研究资料的分发提供硬部件及软部件予以考虑。
　　三、双方将建立中国向卫生组织出版物、电台及电影摄制提供稿件的渠道。

　　第五条　归口单位
　　一、卫生部将作为本备忘录各条文所有联系往来的归口单位，同时为促进与卫生组织在技术方面的联系往来，还将相应地在各研究机构指定归口部门。
　　二、卫生组织与卫生部联系往来，在通常情况下应归口于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办事处主任。但卫生组织总部还可指定其它一些归口部门以便就某些特定事项与中国进行联系往来。

　　第六条　联合协调委员会
　　一、为有助于达到本备忘录的各项目标，双方建立一个联合协调委员会，各自指派三名成员参加。必要时，可增邀成员参与讨论。
　　二、联合协调委员会议事规程附于本备忘录之后。
　　三、现时的几次讨论将作为联合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将在一九七九年底以前举行，日期、地点另行商定。嗣后，联合协调委员会至少每十二个月会晤一次，必要时可召集特别会议。每次会议日期、地点由双方商定，会议主席由双方代表轮流担任。

　　第七条　终结条文
　　一、本备忘录未尽事宜，将依据双方的政策和规定由双方协商解决。
　　二、本备忘录在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本备忘录签署后的第二年内，联合协调委员会将根据合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双方各自规划中当时的重点及进展情况予以审议。
　　本备忘录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联合协调委员会议事规程附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世界卫生组织
　　卫　生　部　长　　　　　　　　　总　干　事
　　　江　一　真　　　　　　　　　　　马　勒
　　　（签字）　　　　　　　　　　　（签字）

　附件：　　　　　　　联合协调委员会议事规程

　　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执行的联合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兹设立联合协调委员会，其职能如下：

　一、协助并促进双方之间的联系往来，以期为共同的事业及交流活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分享经验及机会。

　二、在符合双方各项政策和重点规划项目的范围内，审议有关医学、科研及其它技术合作活动方面的建议，提出为期至少两年的实际活动的实施计划。

　三、就上述建议及活动的财务及行政方面提供建议。

　四、检查了解所述活动的执行情况，建议必要的调整。

　五、确保对活动的有效评价。

　六、必要时向双方提交报告。

　七、促进情报及刊物的持续性的交流。
市民社会和谐观
——“和谐”纵横谈
杨青贵

2005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保总理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之目标，为中国之持久稳定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早在十八世纪，黑格尔就据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提出了 “市民社会”之说，而马克思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大领域，前者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的，“自然状态”和政治领域的，由普通“人格人”组成的私人领域和文明社会。作为该社会最基本构成要素，市民以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为根本价值取向，并为之执着追求、坚定不移。而市民亦是服从感性的和个性冲动，在不可控制的冲动和欲望诱惑下，也是有可能作出社会所不容许的行为。我们反对此类行为，并积极主张次序压倒无序，以构建和达到社会和谐状态。而社会之和谐则为根本价值之基础和目标。有之则有利于市民根本价值之满足，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反之，市民社会将走向分崩瓦解之绝境，更勿论市民之正义追求和境况如何。政治社会以公权力为依托，核心表现为正义法律，体现权力的服从关系。在市民社会角度，公权力应主要体现在矫正正义方面，以正义方式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来矫正不和谐的市民行为。维护和谐社会这一块净土。从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标准，即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为‘比较合理’，０．４～０．６为‘差距偏大’，０．６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且“据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３９，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来至和讯网 (2003-01-29)）。2005年“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时俱进，既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正确反映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又抑制和矫正了市民社会个性冲动与极端欲望，更为今后的持续和平和稳定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观察，作为提倡并发展“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又一重大进步，更是市民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以法律辅助矫正反次序、不正义行径的有效性。毕竟法律既是增进自由的一种重要力量，也同时是限定绝对自由的有效工具。
在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这才是符合正义和次序的正义和自由。各个等级之间必须各司其职，禁止相互之间侵害的可能性，从而得到维护相对和谐稳定的自由社会状态的可能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妨认其为一定意义上之和谐。这办法至少也尽量减少了各等级之间及等级内部造成冲突的可能性吧！也体现“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之基本要求。自由是人理应出生取得的，是人类生来本应享受和不可剥夺的一项自然和基本的普遍性，其源于市民的自由理性冲动和人性，主要体现为基本自由，即：自由平等权、对社会的追求自由、对市民社会效益的追求等多方面。“任何人生来都渴望自由，痛恨奴役状况。”（朱利叶.凯撒）要求自由的愿望又是人类根生缔固的一种欲望就连渴望随心所欲的小孩都懂。因此，为了达到自由之神圣目的，市民定然积极追求，“矢志不虞”，更无所畏惧，不惜取任何手段，其结果，定然会造成道德的沦陷，甚至社会稳定环境的破坏，社会正义次序难以维系，更别提其他市民社会成员之正义满足问题了。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即此，市民社会必须坚持将“和谐”作为保障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严格限制市民所谓的自由活动，把握好社会的维度，决不能将自由视为一种人的“自由权利”。随社会向市民型社会转变，成员对自由价值内容和实质性追求越来越进步，这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不就是一个好的体现吗？只有在市民中树立”和谐观”，建立“社会和谐保障体系”，才能尽量减少成员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使各位成员拥有追求自由之普遍可能性，最终以更大程度地满足绝大多数市民之自由神圣价值的要求。这不仅需要以成员和市民社会自我约束调节为主，也需要一定程度上辅用政治社会之公权力，更需要两者发挥综合作用，以构建外部保障体系，最终构成社会之“和谐状态”。
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形态，主要是由作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市民，即“人格人”，按照一定的宗旨，构建形成的稳定社会状态。法律可以是增强个人与个人和群体与群体平等方面发挥效用。从市民社会调整的法律法律角度看，民法发挥了重大的效力。其主要是靠基本原则予以发挥的，而历史上无论哪部有贡献力的民法典都是把“平等”写入了基本原则内的，且在实践中严格要求贯彻执行。平等乃是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具体体现在民法规定的平等上，涉及机会平等、法律待遇平等和市民基本需要平等。其主要要求成员间进入民事领域的机会参与平等，而不仅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结果平等。只有在普遍意义上达到了两者综合平等，才能够平衡参与者间权利，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获得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待遇，不能将性别、宗教、民族背景、文化底蕴和意识形态信仰等因素作为限制市民平等的“依据”，当然也不能将行为能力的划分问题考虑在内。给予相应平衡的对待，才能为市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提供互动平台。从整体来讲，这就减少社会不公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相互间的摩擦，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肯定是进一步达到了社会的和谐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规则（主要指形成和谐状态的方式），就没有平等。因此，可以讲，在一定程度上和谐是平等原则的最终归宿和目标。为此，我们在驾御市民社会时应把准和谐准则，尽可能用长远的眼光处理市民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我认为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兜底原则，以作为问题最后的评价和解决标准。正所谓有了“目的”才可能有“标准问题”嘛！一定程度上发挥公权力的干预作用，凡是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以法律确定的方式来对待[justice new york,1967],但须严格禁止立法者在其立法中进行不合理的分类。对于市民社会来讲，应在立法中承认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我们允许其提供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最终，应以市民基本需求的平等来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实现形式与实质的双赢。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之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康德说："我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因为任何一种实践上的关切，都通过事物所提供的满足而增加人的舒适，不管这种关切是直接的不计利得还是考虑到利得而发的”（时间：2004-4-4 21:39:17 来源：政法人网站 作者：陈晓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们有将个人满足作为道德情感和理性追求的倾向，只要是利益就有人为之倾倒，为之不择手段，难道任何人都会大公无私，奉献他人和社会吗？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加以限制，他们也会“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加以追逐，不计利得还是利失，其结果必然可想而知 。作为以平等、自由等为宗旨的市民社会来讲，利益追求的极端化必然成为利益追求的死敌，市民社会必须严格限制追求利益极端化的野蛮行径，维护社会的良好次序，保证社会平稳有序地向前持续发展。上述利益问题是造成现象的基本原因，要解决它就要处理好核心内容—和谐问题。只有在最广大市民中树立和谐观，使之形成朴素的和谐道德精神，并使之坚持以从事任何相关工作。我们还应教导市民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依自我约束方式以调和自我利益，引导人们注重他人，增强安全意识我想这样来，市民们还会尽力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因素吗？必须严格将“和谐观”作为市民追求利益（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霍布斯“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将安全作为客观事实的最高权威，以有效规范市民社会之行为 ，实现个人努力与社会努力之间和谐的积极互动关系。
《资本论》认为，只要有100%的利益，将有人甘冒生命危险；有200%的利益，有人就会践踏一切。作为主张保护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来说，安全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尽可能充分的安全保障下，才能够给予市民追求其它社会之正义价值尽可能提供可能性。安全具有两面性一种是作为合理的稳定生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一味强调安全，还会导致衰退。我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应以安全为己任，在有效限制消极影响的同时，加强对安全的保护。市民社会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保护：一方面，其保护“有赖于其构成成员的个人行为之合理性”（《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李开国、张玉敏主编）。成员个人自由的合理性必须注重保护好他人的正义要求。亦即“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5页）。严格限制任何一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剥夺他方利益为代价，以达到最普遍意义上平等，从而保障双方利益的互动实现，以从市民间角度，达到安全社会状态，维护社会和谐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治国家的外部强制保障，以公权力排除市民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并依靠强制作用震慑不正义之市民和国家非法侵害行为，但需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使之严格按照市民社会发展要求，最终从外部维护此私域安全，而非不当侵害。因此，以上两方面之安全状态形成过程可看出：通过发挥内外两方面的有效作用在市民社会中树立和谐社会安全观、建立“和谐保障体系”，对于市民安全价值之追求确实是可行的且应实际落实执行。不妨大胆设想，我们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原则兜底的兜底，并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中，以之作为最后的保障，建立法律安全，坚决维护重大的需求和利益，平衡社会多形价值和利益，实现社会的共赢。值得探讨。
正是由于和谐的存在及作用发挥，再有社会自立与公权力的协调和控制，才有了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价值之综合效应。更不难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方案的及时提出与新型市民社会之发展要求，与中国发展市民社会国家和法治建设之要求这一目的。
其实，我也并不排除共权力读建立和维护市民社会和谐状态的有益作用。据博登海沫看来，次序与正义密切关联。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综合作用。而这种综合体形成的必然结果是法律，不管是以社会自力为主，还是以公权力为辅助手段。设想如果没有规则就会使一切市民之正义价值不复存在。规则管理人际关系，本身也可自动提供某种预防性统治形式的措施，亦即保障社会次序的正义法律并不能对正常市民社会次序产生不良影响，反而能维护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之根本价值。即然如斯，我们何以不用维护社会次序的正义的法律方法来达到法治之和谐要求吗？如果能把握好正义与次序、法律与正义这两对关系。我认为以法律手段调整市民社会和谐引起的或“和谐”原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确实可行的，那些出现过的或现正使用的著名《民法典》不正发挥有效功用吗？虽然以市民社会自我调节为主、法律手段调整为辅仍有许多弊端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但是仍值得使用吧！至少我认为。

2005年4月1日
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04级7班

主要参考书目：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民法学》 李开国、张玉敏主编 法律出版社
《民法总论》 王择建著
主要文库：
西政学子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