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梅瑞琦*


［案情摘要］
　　原告：Ｊ等15人
被告：Ｈ、Ｗ、Ｗ1、Ｗ2
第三人：Ｌ
Ｈ、Ｗ系夫妻关系，Ｗ1、Ｗ2系Ｈ、Ｗ之子。1990年下半年至1993年11月，Ｈ以“打会”形式进行民间融资活动，先后收取Ｊ等15人的“会款”126639元。后因发生“炸会”，Ｈ欠Ｊ等15人的“会款”不还。为此，Ｊ等15人分别向Ｓ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Ｈ归还“会款”。从1993年12月至1995年3月，Ｈ欠Ｊ等15人上述欠款纠纷案，经法院审理先后生效，分别进入执行程序。其间，法院将Ｈ夫妇的房屋予以扣押，并在其门上张贴了执行公告。同时，法院书面通知Ｓ县房地产公司，要求其不得为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此后，Ｈ之子Ｗ1、Ｗ2提出，我们是家庭房产合伙共有人，家庭财产已经分家析产，且已将房屋卖与第三人Ｌ，并作了房屋过户登记，执行程序因此中止。Ｊ等15人又向Ｓ县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Ｈ、Ｗ将所属房屋以“房产分割”方式赠与给被告Ｗ1、Ｗ2的行为侵害了我们对被告Ｈ的债权，要求确认该行为无效，并要求确认被告Ｗ、Ｗ1、Ｗ2与第三人Ｌ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
被告Ｈ未作答辩。被告Ｗ、Ｗ1、Ｗ2答辩称：房屋系我们与Ｈ共建，分家析产是合法行为，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也是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的。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Ｌ述称：买卖房屋手续是通过Ｓ县房产交易部门办理的，行为合法有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Ｗ、Ｈ夫妇共建房屋13间，产权登记在Ｗ的名下。当时，对家庭建房，Ｗ1、Ｗ2均未投入资金。1993年下半年，Ｓ县“打会”活动先后“炸会”，被告Ｈ为了逃避债务，经常外出躲债。1993年11月５日，Ｗ、Ｈ夫妇与其子Ｗ1、Ｗ2达成分家析产协议，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13间房屋分给其子Ｗ1、Ｗ2各5间，Ｗ、Ｈ夫妇留了3间东屋。四被告就析产协议到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1994年元月13日，Ｗ、Ｗ1、Ｗ2分别领取了分割后的房屋所有权证。1996年5月，Ｗ父子与第三人Ｌ协商买卖该栋房屋，其售价明显低于一般市场价。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仍与Ｗ父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判决要旨］
Ｓ县法院认为：房屋产权属于Ｗ、Ｈ夫妇所有，Ｗ夫妇在Ｈ欠Ｊ等15人巨额“会款”未能清偿的情况下，与其子Ｗ1、Ｗ2的“分家析产”行为实为财产赠与行为，此分割房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居住，而是为了变卖，该行为侵犯了Ｊ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无效民事行为。Ｗ、Ｗ1、Ｗ2与Ｌ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在Ｗ、Ｈ无效赠与房屋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并是在Ｊ等15人诉Ｈ欠款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后发生的，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Ｗ、Ｈ家的房屋已予以扣押，并将扣押令、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明知而仍为该房屋办理了过户手续，其行为无效，据此认定Ｗ、Ｗ1、Ｗ2与Ｌ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与1996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Ｈ、Ｗ、Ｗ1、Ｗ2之间的家庭房产分割行为无效，其产权归被告Ｗ、Ｈ夫妻所有。
（二）被告Ｗ、Ｗ1、Ｗ2与第三人Ｌ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被告Ｗ、Ｗ1、Ｗ2分别退还第三人Ｌ购房款8000元、38000元、36000元。共计82000元。
（三）第三人Ｌ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房屋内所有物品搬出，房屋退还给Ｗ。
宣判后，Ｗ、Ｗ1、Ｗ2不服，上诉于Ｓ市中级人民法院。Ｓ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１］

［评析］
本案的审理法官认为本案涉及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而在当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确立该项制度，因此，本案的审理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对本案采取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来处理。我们应该认为，在当时的立法情况，本案的审理法官作如此判决是值得肯定的。由于我国法律中的无效合同制度与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重合，并且本案实际上暗含了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理论的运用，因此有论者认为本案判决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撤销权理论进行审判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判例。［２］
1999年制定颁布的我国合同法，不仅重新确定了我国无效合同制度，而且在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依据。由于债权人撤销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亦发生重合，因此就发生了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如我国有学者认为一些第三人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可能同时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因为撤销权行使的一个要件是，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所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使其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而这一行为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即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该学者并且认为在此情形，债权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３］此种观点有其一定道理，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为其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了解上述两项制度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各自的适用作正确的理解，从而弄清它们之间是否存有一清晰的界限。只有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解决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本文拟针对本案，在现行法的框架下探讨如下问题：

一、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解释适用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得以诉的方式向法院提起，所以又称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但是其并非诉讼法上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上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依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损害其债权时以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权利，从而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权人在如下情形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一为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但是，由于我国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在实践中运作较为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学理进行解释适用。
大陆法继受了罗马法的观念，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有偿行为的撤销，以债务人的恶意为成立要件，以受让人的恶意为行使要件；无偿行为的撤销，不要求主观要件。我国合同法基本上采取了大陆法的做法，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而损害债权时，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不以债务人的主观恶意为构成要件；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而有害于债权时，必须要求受让人有恶意，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不过，此时应否要求债务人的恶意，该法条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学者认为在解释上宜作与大陆法相同的解释。
１、债务人的恶意。债务人的恶意，是指债务人为诈害行为时，须明知其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诈害意思，在学说上向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分歧。依观念主义，债务人须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其行为可能引起或增加其无资力状态为已足。法、日民法采此种主义。依意思主义，债务人在行为时须有诈害的意思。德、瑞民法采取此种主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仅须债务人有消极的认识即可，而后者除须有消极的认识之外，还须具有积极的意欲为必要。债务人的恶意以其行为时为准。行为时不知，而后为恶意的，不成立诈害行为。至于其不知是否出于过失，则在所不问。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采取观念主义还是意思主义，但是按照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应以观念主义为妥。债务人在从事低价转让行为时，明知转让的价格属于明显的不合理价格，且客观上有害债权，就可以认定债务人主观上具有损害债权的恶意。债务人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有害于一般债权人的权利为已足，无需知有损害于行使撤销权人的权利。
２、受让人的恶意。受让人的恶意，是指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受让人的恶意采取观念主义，即不以受让人具有诈害债权的意思为条件。至于受让人是否知道债务人的恶意，亦在所不问。但是，关于受让人恶意的内容，我国学者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４］：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只需要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便构成恶意；另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不仅要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而且要知道此种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才构成恶意。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来看，应以第二种观点为是。但是，要求债权人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对于债权人而言，则未免过苛。因此，只要债权人举证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即可推定受让人亦知债务人的该转让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３、转得人的恶意。一般认为，转得人的恶意，是指由受让人直接或间接取得债务人行为标的物的转得人，于转得时知悉债务人与受让人间之行为，为有害债权的行为，而不以知悉债务人及受让人的恶意为必要。关于债权人得否针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我国学者存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须分别情形论之，受益人为善意时，纵转得人为恶意，亦不得撤销之。受益人为恶意，于受益后，无偿让与转得人时，不问转得人是否恶意，均得撤销之。若为有偿，则以转得人亦系恶意者为限，始得撤销。”［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受益人与转得人间，或转得人与相继转得人间的行为，不在撤销之列，仅转得人或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仅转得人或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如知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或无偿行为有撤销原因者，债权人始得声请法院命其回复原状。”［６］但是，假如我们依照我国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则上述两种观点实质上为同一种观点，他认为，“所谓对于转得人亦得行使撤销权，即谓债权人对于恶意转得人之关系，得撤销债务人之有害行为，而请求债务人财产之返还，并非撤销转得人与受益人间之行为。”［７］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８］虽然我国合同法第74条对此并未做出规定，但是通说认为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９］，自以采绝对说，在理论上始为一贯。［１０］并且，如果允许债权人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作为一种债权的权能的撤销权事实上将会发生一种物权的效力，［１１］从而使得债权与物权的界限发生混淆，并可能会严重损害交易安全。因此，我们认为撤销权的行使，对于转得人的效力，为撤销效力的对抗问题。法律为保护转得人，以转得人为恶意时始得以撤销效力对抗之，如为善意，则撤销效力不及于转得人。由于我国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撤销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转得人仅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仅要求转得人于占有动产时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而且尚须符合其他要件，于转得人较为苛刻，转得人不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就必须返还财产与债务人。本文认为，撤销权行使之后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效果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不应取决于法律又无明文规定，而应综合无效法律行为当事人造成的权利外观、权利外观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善意第三人主观信赖程度来加以判断。因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应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转得人仅须具备善意要件，而无须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全部要件。
在本案中，存有如下几个法律关系：（1）Ｊ等15人与Ｈ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Ｈ（Ｗ）与Ｗ1、Ｗ2间的赠与关系；（3）Ｗ（Ｈ）、Ｗ1、Ｗ2与第三人Ｌ间低价转让财产的买卖关系。债务人Ｈ在执行程序中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即其已经陷入无有资力的境地，为逃避债务，先是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转让与Ｗ1、Ｗ2，后又将财产低价转让与第三人Ｌ，显然其行为已经对Ｊ等15人的债权造成损害。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在债务人Ｈ低价转让其财产时，债权人Ｊ等15人仅须证明受让人Ｌ知道债务人Ｈ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就可推定受让人Ｌ具有恶意，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即转得人Ｌ不能证明其对于诈害债权的行为没有认识，Ｊ等15人即可行使撤销权。在债务人Ｈ无偿转让其财产时，债权人Ｊ等15人无须证明受让人Ｗ1、Ｗ2的恶意即可撤销其所为的无偿行为。在转得人Ｌ非为善意第三人时，债权人Ｊ等15人撤销债务人Ｈ的有偿行为的效力及于转得人Ｌ，其须返还财产与债务人Ｈ。

二、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
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需要强调的是，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或其所从事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我国学者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以伪装行为为必要，既可以以当事人通谋为之，也可以一方单独为之。［１２］我国合同法将当事人通谋为虚伪表示作为无效处理，与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立法相一致，诚值赞同。但是，我国合同法将单独虚伪表示一律作为无效处理，显然值得研究。单独虚伪表示，亦称心中保留，指表意人保留真意于自己心中，而未与相对人通谋。按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理论与立法，“表意人无欲为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无效。但其情形为相对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１３］由此可见，在相对人不知表意人为虚伪意思表示情形的，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不适用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在当事人一方单独为虚伪意思表示的，不应一律使之归于无效，而应区别相对人的知情与否来决定是否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一般认为，因通谋虚伪表示与单独虚伪表示而引起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恶意串通中的恶意系指意思主义的恶意，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的受让人的恶意不同。关于“恶意串通”的内容，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恶意串通”实质上就是通谋，它既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以真实意思表示为之，也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从而认为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存在交叉重合，认为二者都存在伪装的可能和目的违法的情形，其区别仅在于，恶意串通以通谋为必要，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伪装行为为必要。［１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恶意串通行为中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１５］从“恶意串通”的文义来看，应不限于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为真实，也应包括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的情形。但是，我国合同法的这种立法技术是不可取的。就一个完备的立法而言，其法律条文下列举的各项具体情况，就其单独的各项而言，应是互相独立，即不存在包容的关系，也不存在交叉的关系；就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应能涵盖所有符合条件需要接受调整的情况。［１６］由于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不完善，如何解释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就成为问题。本文拟结合本案对此进行说明。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其子Ｗ1、Ｗ2，在该行为中，被告Ｗ1、Ｗ2在对家庭建房未投入资金的情况下，辨称房屋系其与Ｈ共建，则可推定其与Ｈ间存有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的情形。债权人Ｊ等15人可依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的规定主张该赠与合同无效。如债权人Ｊ等15人若欲依同条第3项的规定主张无效，则尚须证明Ｈ与Ｗ1、Ｗ2恶意串通后为虚伪表示行为，而则对于债权人而言，较为困难。债权人Ｊ等15人主张债务人Ｈ与被告Ｗ1、Ｗ2间的赠与合同无效，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由于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而仍与Ｗ1、Ｗ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显然不属善意第三人，因而该无效的法律效果可对抗之。另外，在本案中，债务人Ｈ（Ｗ）将房屋低价转让与恶意第三人Ｌ，尚不具备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的规定，除非债权人能证明恶意第三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或者证明第三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通谋为虚伪表示行为。
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因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或第３项的规定而有所不同。如适用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将导致第59条的适用。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依此规定，在本案中，受让人Ｗ1、Ｗ2与债务人Ｈ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第三人”。此所谓之“第三人”究竟所指为谁？按照词义解释的同一性，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的行为侵害了“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此处的“第三人”应指债权人Ｊ等15人，即受让人Ｗ1、Ｗ2应将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Ｊ等15人。如此法律后果，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而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３项的规定，则不会发生如此无稽的法律后果。但是，由于本案不符合第3项的规定，因而无有第58条适用的余地，而适用第52条第2项的规定，虽能保护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却将导致适用第59条的规定，从而发生上述难以理解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文认为将本案作为无效合同处理，从其法律效果上而言，并非妥当。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间恶意串通所为的无偿转让行为，损害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是，该行为是否可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仍有疑问。这就涉及到第52条第2项规定中“第三人”的解释问题，此问题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间的界限有关。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界限
法律行为之撤销，有因意思表示瑕疵的，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可撤销法律行为；有非因意思表示瑕疵的，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从广义上看，二者都属可撤销之法律行为，而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也属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１７］本文从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的角度进行论述。
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合同成立制度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治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我国合同法对于欠缺一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依其欠缺的程度与瑕疵的性质，分别予以不同的评价，将有瑕疵的合同在效力上区别为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民法对不合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何以会作出无效、得撤销、效力未定乃至完全有效的规定，此乃立法政策上的问题，亦即视其所欠缺要件的性质如何以为决定，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利益、当事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１８］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无效合同因其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１９］，瑕疵程度最为严重，因此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一律使之自始的、当然的、确定的不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欲追求的法律后果。可撤销合同因其违反私益，瑕疵严重程度次之，因而使之可撤销，以使当事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维持合同的效力，并设一定撤销权行使期间，使得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早日确定。效力未定合同因其在程序上欠缺他人的同意，瑕疵程度较为轻微，因而使之暂时不发生效力，以使第三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使该合同发生法律上确定的效力。［２０］因此，在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原因的划分上，我们必须贯彻这一标准。
任何法律的制定或多或少都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维护私人利益其目的亦在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亦需通过保护私人利益而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个别法律规定的解释适用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没有区别的必要或可能。在无效合同的规定中，应认为其无效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在可撤销合同中，应认为其可撤销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私人利益的维护。应予特别强调的是，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效力未定的，并非取决于法规范所保护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人数多寡，而是取决于法规范所涉及的利益性质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通谋虚伪表示，是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不表示内心真意的假装实施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关于基于通谋虚伪表示所订立合同的效力，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行为之社会的、经济的效益，因而无效。［２１］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虚伪表示所订立的合同因其违法立法政策上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而归于无效。而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因其所侵害的仅仅是债权人特殊的、个别的私人利益。若认为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诈害债权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利益与交易秩序，那也仅仅是间接的、反射的结果。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所订立的合同应认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以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维持该合同的效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致受到无限度的突破。
依据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立法政策，无效合同因当事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因而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法律强制规定其为自始、确定无效。可撤销合同则因违反个别的私人利益，因而法律允许具有撤销权之人依其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以使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但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的文义，该项规定对于本案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通谋后为真实意思表示行为的情形也有适用的余地，这显然是与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相违背的。因此，在现行法框架下，我们应对此项规定做出目的性限缩［２２］解释，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所指的“第三人”并非指个别的私人，而是泛指一般的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鉴于无效合同的原因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应对本文第二部分的观点进行修正。债权人Ｊ等15人如果不能证明债务人Ｈ（Ｗ）与受让人Ｗ1、Ｗ2间所为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及与受让人Ｌ间所谓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行为，就不能适用无效合同的有关规定，尽管其恶意串通所为的行为损害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权利。此时，债权人Ｊ等15人只能援引合同法第74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来加以救济。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10月27日厦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10月27日公布 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的正当权益，加强受赠管理，遵循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是指华侨（含华侨个人、华侨社团、华侨投资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无偿捐赠款物，用于兴办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和公共设施及其它公益事业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捐赠人，是指提供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的华侨。
本条例所称受赠单位，是指接受华侨捐赠的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其它组织。
第三条 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应当遵循自愿捐赠和尊重捐赠人意愿的原则。
第四条 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受国家法律保护。
捐赠人捐赠和受赠单位接受捐赠，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鼓励和保护华侨捐赠活动，对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中作出贡献的应予以表彰。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华侨捐赠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其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华侨捐赠管理工作。

第二章 捐赠保护
第七条 捐赠人有权自行决定捐赠的方式、数额、用途和受赠单位。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背捐赠人的意愿进行劝募、摊派。
第八条 捐赠人有权直接或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其捐赠款物的使用和兴办公益事业项目的建设进行检查。
对违反捐赠人意愿的行为，捐赠人有权向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或受赠单位主管部门投诉，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或受赠单位主管部门应在接到投诉之日起三十日内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捐赠人。
第九条 捐赠人要求对自己捐赠情况给予保密的，应予以保密。
公开报道和宣传华侨捐赠情况，必须征得捐赠人同意，并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条 捐赠人要求为其捐赠兴办的公益事业命名的，应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受赠单位不得要求捐赠人在捐赠款物之外再承担资金使用项目的相关税费。
第十二条 华侨捐赠兴建公益事业工程项目（以下称侨捐工程）兑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土地使用费。
第十三条 捐赠人用其经营所得捐赠兴办公益事业，按国家税法有关规定，在计算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

第三章 受赠管理
第十四条 受赠单位接受捐赠后，应向捐赠人出具凭证或收据。
受赠单位接受捐赠价值人民币50万元以下的，报所在地的区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捐赠价值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报市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受赠单位接受华侨捐赠的进口物资，应提交下列文件，报市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一）捐赠人的捐赠意愿书或捐赠协议书；
（二）受赠单位申请接受捐赠的报告及受赠单位主管部门意见；
（三）捐赠物资的清单（包括金额、种类、数量、质量等）。
市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前款所列文件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审批结果书面回复受赠单位。
第十六条 捐赠人捐赠的进口物资，凭市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和捐赠物资清单，由海关审核后，按规定验放。
捐赠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和专卖专营物资的，按国家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受赠单位不得擅自转让捐赠的进口物资，特殊情况需转让的，应征得捐赠人同意并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和海关核准；转让享受减免税的进口物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补税，转让所获的款项仍应用于相关的公益事业。
第十八条 受赠单位应建立健全受赠款物管理制度，对受赠款物必须登记造册。受赠的人民币或外汇，应设立明细帐目，按捐赠人指定的用途专款专用；受赠的物资和房产应按捐赠人意愿，妥善使用和管理，不得擅自改作他用。
确需改变受赠款物用途，应征得捐赠人同意，报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
第十九条 兴建侨捐工程，受赠单位应当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
受赠单位应对侨捐工程的兴建与管理全面负责。
第二十条 侨捐工程应依法按基本建设投资规定的程序报批。侨捐工程项目的确定和选址，应当符合城市、村镇规划，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计划、规划、土地、建设、环保等部门应优先办理有关手续；有关部门应优先安排供水、供电、通讯等配套没施。
第二十一条 受赠单位不得擅自转让用于侨捐工程的土地或改变其用途，不得擅自改变侨捐工程的规模和标准。侨捐工程建设款额超过捐赠数额的，超过部分由受赠单位负责。未经捐赠人主动提出，受赠单位不得向捐赠人要求追加捐赠款额。
第二十二条 兴建侨捐工程，受赠单位应成立筹建机构，捐赠人可参加或委托他人参加筹建机构。对捐赠人要求工程招标的，应进行招标。
第二十三条 侨捐工程竣工后，受赠单位应在三个月内向捐赠人报告工程款物使用、工程验收和工程结算情况，并提请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向捐赠人颁发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项目确认证书。
侨捐工程节余款应征求捐赠人的意愿办理。
第二十四条 因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需要拆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项目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应根据拆迁有关规定，依法给予重建或合理补偿，补偿所获款项仍应用于相关的公益事业。
第二十五条 对较大的捐赠项目，应当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应报受赠单位主管部门和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并告知捐赠人。
第二十六条 对捐赠人捐资设立基金会或向有关基金会捐资的，该基金会应定期进行审计，并向市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基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背捐赠人意愿，进行劝募、摊派造成不良影响的，擅自改变捐赠款物、侨捐工程的性质、用途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受赠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备案和报批手续的，由侨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逾期不补办的，由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其主管部门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九条 假借捐赠名义进行逃汇、套汇、逃税、走私以及擅自将捐赠进口物资转让等违法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挪用、侵占、贪污、盗窃捐赠款物，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追缴款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前款追缴的款物，应用于原捐赠的用途和目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外籍华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捐赠兴办公益事业，参照本条例执行。
台湾同胞的捐赠事务，由区以上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