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
广东省珠海市人大常委会
珠海市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
（2005年9月29日珠海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5年12月2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0年9月17日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0年12月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出租小汽车（以下简称出租车）营运管理，促进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乘客、营运牌照持有人、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租车的管理。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出租车是指依法取得营运牌照，专门用于从事营运活动，乘客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支付租费的五座小型客车。
第四条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交通主管部门）是出租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市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财政、税收、物价、环保、旅游、劳动和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出租车行业管理工作。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科学配置公共资源和合理投放运力的原则，制定和实施出租车投放计划，对出租车总量进行宏观调控。
市人民政府制定计划时，应当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应当安全营运、文明服务、合理收费、公平竞争，自觉接受管理和监督。
乘客应当文明乘车，按规定支付租费和规费。
第七条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和鼓励出租车行业规模化经营及车型的更新，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提高出租车行业的科学管理水平。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八条从事出租车经营的，必须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第九条申请出租车经营许可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自有二十个以上出租车营运牌照及车辆；
（二）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符合本条例规定的驾驶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申请出租车经营许可的，应当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作出许可决定的，应当颁发出租车经营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本条例实施前的出租车经营者不符合本条规定经营许可条件的，可以继续经营至原许可期限届满。
第十条出租车营运牌照实行有偿取得，由市交通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公开拍卖。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与取得出租车营运牌照者订立合同，发放营运牌照。营运牌照拍卖所得上缴财政部门。
第十一条出租车营运牌照使用期限为十年。
本条例实施前已取得的出租车营运牌照，营运牌照使用期限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期限执行。
第十二条出租车营运区域由市交通主管部门确定，并在拍卖合同中约定。
出租车应当在核定的区域内营运，营运区域经调整扩大范围的，应当按照调整时的市场价格补缴营运牌照有偿使用费。
第十三条本条例实施前取得的出租车营运牌照可以转让，受让方必须具有本市户籍且年满十八周岁的居民和在珠海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出租车经营企业。
本条例实施后取得的出租车营运牌照不得转让。
第十四条营运牌照持有人为非出租车经营者的，应当委托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的经营者经营。
本条例实施前取得营运牌照的持有人未能在本条例实施后六个月内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的，应当委托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的经营者经营。
第十五条从事出租车营运业务的驾驶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
（二）持有准驾小型客车机动车驾驶证；
（三）有三年以上驾龄，且近三年内没有因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责任事故的记录和近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录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计分没有达到十二分；
（四）参加出租车职业培训，经市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
第十六条申请从事出租车营运业务的驾驶员，应当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身份证明；
（二）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证明；
（四）市交通主管部门出具的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考试合格证明；
（五）受聘企业出具的工作岗位证明。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作出许可决定的，应当颁发出租车驾驶员上岗证（以下简称上岗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出租车方可投入营运：
（一）排气量在一千六百（含）毫升以上，尾气排放标准达到环保要求；
（二）外观颜色和服务标识符合市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
（三）在规定位置设置收费标准、企业名称、监督电话和车辆号牌等服务标志；
（四）按照规定安装通信设备、计价器和顶灯。
符合以上规定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在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车辆营运证;不符合以上规定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章 营运管理
第十八条出租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时缴纳各项税、费；
（二）不得聘用没有上岗证的人员；
（三）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四）加强对营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性能检验，确保车辆技术标准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按规定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报送生产营运资料、安全统计报表；
（六）执行政府部门抢险、救灾、国防交通等突发性特殊任务指令。
第十九条出租车驾驶员由出租车经营者统一聘用。出租车经营者应当与其所聘用的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条出租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确保行车安全；
（二）出租车待租乘时，应当显示“空车”待租乘标志，夜间开启顶灯；
（三）保持着装、车身、车厢整洁，按规定携带营运证件和摆放上岗证；
（四）禁止在车内吸烟，禁止向车外抛洒杂物；
（五）禁止使用通信设备进行与营运业务无关的通话；
（六）禁止载客后无故中断运输或者更换车辆；
（七）出租车被租乘后，应当使用计价器；
（八）非经乘客同意，不得搭载他人；
（九）应当按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乘客未提出要求的，应当选择最短的路线行驶，因故确需绕道时，应当如实向乘客说明情况并征得乘客同意；
（十）不得擅自调整计价器或者使用无效计价器；
（十一）按规定使用客运发票；
（十二）乘客在车内遗失的物品，应当及时归还失主或者上交有关部门。
第二十一条乘客在乘坐出租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文明乘车，不得损坏车内设施，维护车内清洁;
（二）支付租车费用。租车费用包括按照计价器显示的数额和经过依法收费的设施所缴纳的规费。
第二十二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用出租车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三条已经投入营运的出租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营运：
（一）未经检验机构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
（二）发生机械故障不能正常运行或者有其他事故隐患的；
（三）计价器或者通信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的；
（四）车内设施破损、污垢严重不宜载客的；
（五）车辆号牌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
（六）服务标志不全的。
第二十四条乘客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租乘的车辆无计价器、不使用计价器或者计价器显示不清的；
（二）租乘的车辆在起步里程内发生故障，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
（三）在营运途中无故中断运输或者更换车辆的；
（四）未按规定出具有效客运发票的。
第二十五除下列情形外，出租车驾驶员不得拒绝载客：
（一）酗酒或者患精神病的乘客要求租车且无正常人员陪伴的；
（二）乘客携带凶器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三）乘客要求超载的；
（四）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
（五）乘客携带的动物可能危及驾驶员行车安全的；
（六）乘客在设立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的非出租车临时上、下客点要求租车的；
（七）乘客要求其他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治安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
第二十六条驾驶员持证上岗，每辆出租车可以配备三名驾驶员，由出租车经营者向市交通主管部门为驾驶员申请办理固定车号的上岗证。持固定车号上岗证的驾驶员只能驾驶上岗证确认的车辆。
已取得上岗证的驾驶员，由出租车经营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的加章确认手续。
第二十七条出租车票价实行政府定价。制定或者调整出租车票价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听证。
第二十八条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机场、车站、码头、口岸以及其他客运集散地的适当位置划定候车区域及设立明显的候车标志和临时停车上、下客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交通主管部门设立出租车临时上、下客点，并设置明显的标志。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不得在没有设置临时停车泊位的地点上、下客。未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在不妨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出租车驾驶员可以在道路边缘上、下客。
第二十九条未取得营运牌照的机动车，不得从事收费载客业务。
第三十条市外出租车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都在本市的收费载客业务，驶入本市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必须在空车标志灯上套放“暂停载客”标志，夜间熄灭顶灯；
（二）不得在市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场站以外搭载回程乘客。
第三十一条禁止利用出租车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
第三十二条市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出租车委托经营合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聘用出租车驾驶员合同等合同的示范文本供当事人参照。
市交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出租车承包费标准，调整出租车经营者、营运牌照持有人和驾驶员的收益关系。
第三十三条遇突发公共事件严重影响出租车营运时，由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在核定合理营运成本费用的基础上采取适当降低承包费等有效措施，由出租车经营者、出租车牌照持有人和出租车驾驶员合理承担风险。
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投诉
第三十四条市交通主管部门执法人员应当重点在经营单位、口岸、公共汽车场站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检查时，应当出示有效执法证件。未出示有效执法证件的，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五条出租车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投诉制度，设立并公开投诉电话。
出租车经营者对直接受理或者市交通主管部门转办的投诉，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作出答复。
出租车经营者对无权处理的投诉事项，应当及时报告相关主管部门。
第三十六条 乘客对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形，有权向车属企业或者市交通主管部门投诉；出租车经营者或者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受理投诉，并负责答复。
驾驶员在营运过程被投诉并由市交通主管部门立案后，其所在企业管理人员应当在规定期限内陪同当事人到市交通主管部门接受处理。
第三十七条乘客投诉时应当提供以下情况：
（一）投诉人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乘车客运发票；
（二）被投诉出租车车牌号码、被投诉人姓名或者出租车经营者名称；
（三）投诉的事实和要求。
第三十八条市交通主管部门接到投诉后，应当将乘客提供的情况予以记录，将投诉人投诉的事实和要求书面或者电话通知车属企业；市交通主管部门接受投诉应当在接受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第三十九条乘客对出租车计价器收费有争议的，可以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投诉，并可以要求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机构进行校验。租乘的车费以及检测、校验的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四十条出租车驾驶员在营运过程中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投诉，属于市交通主管部门处理的，应当在接受投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不属于市交通主管部门处理的，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转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第四十一条举报未取得出租车营运牌照和出租车经营许可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机动车，经核实查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按罚款数额百分之十的比例从财政中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市交通主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据法定条件、程序颁发许可证等证件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三）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非法营运活动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扣留车辆、收取费用的。
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未履行职责，损害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合法权益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它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转让出租车营运牌照的，撤销出租车营运牌照。
第四十四条出租车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如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不执行政府部门抢险、救灾、国防、交通等突发性特殊任务指令的，处以五千元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向市交通主管部门报送生产营运资料、安全统计报表的，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三）聘用未取得相应上岗证的人员从事出租车驾驶业务的，按每人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四）出租车未安装符合规定的通信设备、计价器、车顶灯等营运设施的，按每车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五）车体或者车内营运设施破损，仍投入营运的，按每车处以五百元的罚款；
（六）未在指定的位置印刷所在公司名称、摆放上岗证、设置价目表、本车车辆号牌、投诉电话号码的，按每车处以五百元的罚款；
（七）不执行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提出的调整承包费方案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暂停营运十五天；情节严重的，撤销其出租车营运牌照或者出租车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伪造、变造、改装机动车假冒出租车进行经营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车辆，并处以十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出租车经营者未报告市交通主管部门，擅自终止出租车营运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撤销其出租车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按以下规定处罚，并记录违法行为一次：
（一）本市出租车驾驶员不按照核定区域经营的，处以二千元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载客的，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三）载客不使用计价器的，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四）使用无效计价器的，处以一千元的罚款，并责令安装有效计价器；
（五）擅自改变通信设施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六）无正当理由绕道行驶的，责令退还多收部分费用，并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七）超标准收费的，责令退还乘客多收部分费用，并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八）载客后非经乘客同意搭载他人的，责令退还租费，并处以一百元的罚款；
（九）不按规定使用客运发票的，处以三百元的罚款；
（十）未携带车辆营运证的，处以一百元的罚款；
（十一）载客时在车内吸烟的，处以五十元的罚款；
（十二）驾驶车辆与上岗证车号不一致的，处以二百元的罚款；
（十三）在车站、码头、机场、口岸区域等专用候客站，不遵守营运秩序的，处以五百元的罚款。
十二个月内，驾驶员有一次第一项至第七项违法行为记录或者有二次第八项至十三项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参加市交通主管部门组织的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第四十八条出租车经营者未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由劳动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九条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吊销其上岗证：
（一）擅自调整计价器的；
（二）将上岗证转借他人使用或者将出租车交给未取得上岗证的人驾驶的；
（三）无故中断运输或者更换车辆的；
（四）殴打乘客或者侵占乘客遗失物的；
（五）十二个月内，驾驶员根据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参加市交通主管部门培训后，又有违法记录达到应接受培训标准的；
（六）一个记分周期内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记录违法行为记分累计达到十二分，或者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记录跨越中心实线超车或者向左转弯的。
第五十条拒绝或者阻碍公安机关、市交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务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吊销其上岗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撤销对其机动车驾驶证的加章确认；构成妨碍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依本条例被吊销上岗证的驾驶员自处罚之日起三年内不得申请从事出租车驾驶业务。
第五十一条出租车驾驶员、出租车经营者或者营运牌照持有人利用出租车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并由市交通主管部门吊销其上岗证、撤销其出租车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出租车营运牌照。
第五十二条出租车驾驶员未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的加章确认手续驾驶出租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出租车驾驶员驾驶与加章确认的固定车号不一致的出租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二百元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从事营运活动或者未取得营运牌照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营运，暂扣车辆，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市外出租车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市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暂扣车辆，并处以二千元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予以催告，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市交通主管部门对暂扣车辆依法予以拍卖，所得款项用于缴纳罚款，剩余款项返还当事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本条例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月1日施行的《珠海市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我国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问题研究
孟琳
摘要
在我国，经济犯罪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犯罪。我国刑法对于此类犯罪规定适用的最高刑罚为死刑。在如今全世界废除死刑呼声高涨的今天，国内刑法学界对于此类以公共财产为侵犯对象的犯罪，死刑是否正当，是废除还是存置已受到质疑。笔者在对这些观点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比较上笔者认为应当予以废除经济犯罪中死刑的适用。并在此基础上对构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字 经济犯罪； 死刑； 废除； 刑罚体系
一、经济犯罪的界定
经济犯罪一词,当前正频繁地在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使用,甚至有时还出现在立法机关的正式文件中。但目前都还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内涵式概念，而只是一个学理概念。对它的本质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97年刑法典修订以后，我国学者对经济犯罪的认识相对集中一些。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是据内涵和外延对经济犯罪所作的界定。该学说把经济犯罪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是最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大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海关、工商、森林、水产、矿山等经济管理法规，或者盗窃、侵吞、哄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公民的合法财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应当包括以下三类：（1）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2）侵犯财产罪；（3）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其他犯罪。
二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中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之，经济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1）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2）侵犯财产罪。此外，分则其他章规定的某些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贩毒罪、贿赂罪亦属之。
三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小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1]
本文所要讨论研究的对象是侵犯客体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犯罪。此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低于人的生命价值。故只要符合此标准的经济方面的犯罪均应纳入讨论范畴。据此，笔者认为，在经济犯罪的概念上应采最广义说。
二、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作用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2]211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著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笔者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3]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笔者认为有失公允。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等价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就此条文看，对经济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是有违罪刑等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经济犯罪之害与死刑之害是“不等价”的??人之生命价值永远高于财产价值。因而经济犯罪分子导致了一定经济损害而剥夺其生命的刑罚，仅从刑法基本原则看，也是有违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罪刑等价原则的。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4]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5]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6]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7] 8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此外，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废除死刑还有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有人开玩笑地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今天宣布立即废除死刑，监狱需要扩大100倍！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8]88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精神分析
刑罚的人道主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首先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包括我国香港、澳门特区）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90年代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目前明确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仅70多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9]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次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6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然而，针对上述“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最严重的罪行”的范围。对此，负责监督实施《公约》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含义必须严格限定”，它意味着“死刑应当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措施”。[3] 此外，在研究有关缔约国提供的国家报告过程中，人权事务委员们在其报告评论中也特别指出：最严重的犯罪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政治犯罪以及其他不涉及使用暴力的犯罪规定死刑。”鉴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对于《公约》条文释义的权威性，无疑，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至少不得包括任何经济犯罪。既然如此，我国对经济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就有悖于国际公约，我国作为缔约国，理应遵守该国际公约有关义务性规定。
（3）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利于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和打击外逃经济犯罪
中国对经济犯罪分子的死刑设计，理所当然地会导致在中国实施了有关经济犯罪的罪犯千方百计地潜逃到国外，中国却难以引渡。因为由于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和司法管辖壁垒，缉拿外逃贪官非常困难。其一，引渡犯罪嫌疑人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目前除了西欧南美一些国家可以进行多边引渡外，其他一些国家都是双边引渡。目前和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有20多个，都是些和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国家或中小国家，而在和大国进行合作的时候，只能依靠司法协助。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都还没有与我国建立起司法协助协定。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规定了“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等原则。这样，中国的国家刑罚权难以实现不说，犯罪分子“卷财而逃”的后果也会致令国家难以追回犯罪所导致的重大经济损失；其二，从这些年引渡的犯罪嫌疑人来看，这些外逃贪官都是有一定权势者，他们既有贪污国家财产的便利，也有外逃出国的种种条件，他们涉嫌的犯罪主要是经济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他们犯罪后留在国内与逃到国外的“同罪不同罚”现象。这就形成了不平等，没有外逃的人留在国内将可能判死刑，而外逃的人根据国际惯例反而不会被判死刑。综上，无论从行使刑罚权的可行性讲，还是从有效索回经济犯罪的损失角度看，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都会影响到惩治此类犯罪的效益性。
三、完善我国经济犯罪处罚机制的原则和方法
（一）完善我国经济犯罪处罚机制的原则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以来总结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选择，也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目前刑法、刑事政策学界并未作明确的界定。笔者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界定为：指执政党及政府制定的，由严厉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其适用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方法及政策体系。它的内容应包括对犯罪人根据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不偏不倚；宽严适时，有张有弛；多数从宽，少数从严。
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我们可以推导出对经济犯罪刑罚制度的要求。“该宽则宽，该严该严”，要求罪刑相适应，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设置刑罚；“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要求在罪刑相适应的基础上考虑刑罚个别化，针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作出合理回应；“宽严适度,不偏不倚”，要求刑罚设置时轻重比例要合理，轻重相互衔接，避免出现断档；“宽严适时,有张有弛”，要求刑罚设置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犯罪发展态势，服从、服务于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这一大局；“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要求刑罚设置体现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整体上趋向宽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