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
施汉嵘　严志凌　丛红亚

问题的提出
　　1997年8月20日，江苏省如东县农民李桂元向如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邻居马群夫妇偿还借款62330元并支付约定的利息。李桂元向法院提供了签署日期为1997年4月15日的借条及附件(借款清单)各1份。借条上载明：马群夫妇共借到李桂元现金62330元，月利率为10％。该借条上所有的文字均系李桂元本人书写，落款处盖有马群的私章并捺有马群妻子的指纹。附件上列明白1993年至1997年4月马群夫妇的借款共18笔，合计62330元。该附件上所有的文字亦系李桂元本人书写，每笔借款的数字及小计的数字均盖有马群的私章，另在马群妻子的名字上捺有一枚模糊的指纹。审理中，马群夫妇拒不承认借款6万元的事实。如东县法院遂委托县公安进行指纹鉴定。县公安局经过鉴定，结论为：借条及附件上的两枚指纹均为马群妻子左手食指指纹。据此，如东县法院于1997年9月29日作出判决，由马群夫妇偿还李桂元借款62330元，支付利息3407?37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4250元。
　　马群夫妇不服一审判决，以李桂元提供的借条及附件上的印章及指纹系李桂元利用与马群妻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偷盖、偷捺而成，属于伪证为由，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李桂元坚持认为借条及附件确系1997年4月15日用圆珠笔书写完成，并提供了其于1997年4月至7月间用同一支圆珠笔书写的其他文字材料。二审法院根据马群夫妇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借条及附件上圆珠笔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如下：检材字迹材料物质的老化程度，与1997年7月书写的样本字迹老化程度一致，借条及附件应是1997年7月书写。该鉴定结论确定的书写时间与马群妻子提出的相关异议吻合。二审法院据此鉴定结论并综合分析了其他证据，认定李桂元提供的借条及附件系其伪造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1999年7月7日，二审法院作出了撤销原判，驳回李桂元的诉讼请求的终审判决。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李桂元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处以拘留10日、罚款1000元。
　　一场历时两年的借贷诉讼虽告结束，但被无辜卷入诉讼的马群夫妇经济上、精神上均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群夫妇一纸诉状，将李桂元推上被告席，请求法院判令李桂元赔偿因借贷诉讼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5934元，并判令李桂元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5000元。马群夫妇的这一诉讼，向人民法院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恶意民事诉讼的相对人的民事权益受到的损害，应否给予司法保护?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恶意民事诉讼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卷入诉讼的行为。根据这一概念，恶意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有两个：
　　第一，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如下行为：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并以此作为其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支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义务。由于行为人的起诉有所谓的起诉证据，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应予受理，因而相对人往往被卷入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之中。
　　第二，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即行为人通过民事诉讼，希望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作出责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给付义务的判决。
　　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其行为侵害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维护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一项诉讼义务。恶意民事诉讼是一种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义务，干扰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而且有可能使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进而在实体上作出错误的判决。
　　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其行为还侵害了相对人的民事权益。由于行为人恶意民事诉讼，使本来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无端卷入诉讼，相对人为应诉或提起上诉，甚至申请再审，必然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影响正常的工作或生产经营。因此，相对人不仅财产权利会遭受到损害，有的人格权也会遭到损害。
　　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赔偿请求权的取得条件
　　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赔偿请求权的取得，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伪造、变造重要证据作为支撑其诉讼请求的事实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查明并在生效判决的事实部分和证据分析认定部分予以确认，其在主观方面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已经生效判决在论理部分予以揭示；二是行为人的诉讼请求已经生效判决予以驳回。在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之前，相对人不能以自认为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系恶意民事诉讼为由，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行为人赔偿损失。这是因为，行为人的民事诉讼行为的性质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相对人此时不具有取得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这里有两种模糊认识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有人认为，相对人可以不必等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行为人提起的诉讼属恶意民事诉讼之后，就可以对行为人提起反诉，一并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明显不当。理由是，不仅相对人的赔偿请求权尚未实际取得，而且相对人的这一请求不符合反诉的条件，最明显的是，反诉原告是承认本诉的存在，提起反诉的目的是为了抵销或吞并本诉请求。而恶意民事诉讼的相对人是不承认行为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二是有人认为凡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其相对人都应取得赔偿请求权，都可以提起新的赔偿诉讼。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一般的判驳案件，有的是由于起诉人举证不足造成的，有的是由于起诉人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等等。这些起诉人与本文论述的恶意民事诉讼，应当说有着质的区别。如果认为他们的诉讼请求被生效判决予以驳回后，其相对人也取得赔偿请求权，则不利于诉权的行使，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而是不可取的。
　　2?相对人存在损害事实。这里所说的损害，包括财产权利的损害和人格权利的损害。财产权利的损害，指的是财产的直接损失。人格权利的损害，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如健康权)受到损害，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如名誉权)受到损害。
　　3?相对人存在的损害事实与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与相对人存在的损害事实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上述三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恶意诉讼相对人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则不仅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而且享有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赔偿的范围与数额的确定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因其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为人赔偿的范围应以相对人受损的范围为限，这是确定行为人赔偿范围的原则。相对人受损的范围包括财产的损失与精神的损害两个方面。
　　相对人财产上的损失主要包括：为应诉、提起上诉、申请再审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聘请律师的费用、取证费用等，即相对人参加诉讼全过程直到生效判决对行为人恶意民事诉讼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时止所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计算这部分损失，应当采取客观合理的标准，尽量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交通费、住宿费应以相对人的实际支出数额为计算依据，有充分证据证实相对人扩大损失的部分除外。如相对人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为参加诉讼讨回公道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的，则可将此节作为相对人精神上受损的事实，另作赔偿。聘请律师的费用，应以国家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作为计算的依据，超出规定数额的，不予保护。误工时间的计算，应当包括到庭参加诉讼的时间、收集证据的时间、向代理律师进行必要陈述的时间以及相应的合理在途时间。
　　对相对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个比较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比如本文开头援引的案例，相对人马群妻子为澄清事实，不得已而向法庭陈述行为人李桂元利用与其有男女私情偷盖马群的私章、偷捺其本人指纹，虽然当事者在男女私情上自有过错，但这一陈述显然对自己、对各自的配偶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均会带来精神上的创伤与痛苦，而且在李桂元的恶意民事诉讼未被揭穿之前，周围一些群众已经认为马群夫妇“不讲信用”、“赖债”，造成了马群夫妇名誉权受到损害。因此，对于相对人精神上受损的衡量，不能以一个统一的、不变的尺度来计算。如何判赔，总的来讲，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自由裁量也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要根据行为人的故意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能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相对人精神上受损的程度，公平合理地予以确定。关于相对人精神上的受损程度，则应综合考虑恶意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持续时间的长短、相对人心理压力的外在表露、外界对相对人受诉的反应力等因素来确定。相对人心理素质因素不同，外界对相对人受诉反应力大小的不同，都可以引起相对人精神受损程度的变化。因此，应当区别情况对待。
一点立法建议
　　民事诉讼法已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一章中明确地规定了对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给予法律调整的措施，这对规范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维护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保证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行为人的恶意诉讼行为。同时还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又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对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民事权利关系如何调整，民法通则尚无明确的条文规定。应当说，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从立法趋势来看，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承认故意滥用诉权的责任。本文所论述恶意民事诉讼，即属故意滥用诉权的一种。因此，笔者建议：对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责任，应当尽快地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做，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