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限度/营利/科技水平/市场机制
内容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属性。法律责任必须履行，不因企业规模大小及其发展程度高低有别。道德责任以自愿为前提。企业社会责任受制于企业本性、科技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及其理论渊源。营利性决定了企业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界限，营利水平决定了其承担道德责任的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定时空范围。竞争机制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社会责任限于守法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对于在不同情形下社会责任的承担会有所不同。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条与《合伙企业法》第7条的规定，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1]
一、营利决定企业和政府职能的界限及限定其责任程度
（一）营利性界分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职能
“正当性的盈利目标追求……决定了在正当性的边界范围内，企业……优势在于提供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参与市场竞争。[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须以营利性为前提。营利性是企业与政府职能合理配置的依据。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转嫁到企业的头上，模糊企业和政府职能之间的合理边界。将使企业承担大量本应由政府履行的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义务，挤干企业利润。“在竞争市场中，长期为了利润之外的任何其他目标而经营将导致企业萎缩，甚至非常有可能破产。”[3]
法律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守法义务，与营利并行不悖。道德责任是企业营利前提下自愿地为他人或社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要防止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转嫁到企业的头上。
（二）营利水平决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甚至唯一形式就是增加成本。在一定期限内，企业利润是确定的，支出越多，利润越少。这就会削弱企业发展能力甚至威胁到企业生存能力，势必造成一系列复杂问题如工人失业、债权人利益受损、商誉等无形资产流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受营利水平限制。但这仅仅针对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而言的。
道德责任主要表现为捐赠。实际上，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捐赠的。目前，企业捐赠更多的是来自社会舆论、甚至地方政府的压力而非自愿。笔者认为企业道德责任应以自愿为其限度。这既是企业自由原则的体现也是社会道德所需。
应当明确，企业营利水平和法律责任没有关系。法律责任必须履行，只要企业本身存继。有学者认为，“强调公司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不加以区别，将大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也一视同仁强加给所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不公平现象。”[4]甚至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更可能是一种奢侈品”。[5]笔者认为该类观点只能适用于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道德责任遵循自愿原则，不存在“强加”的问题。法律责任不论企业规模、发展程度都必须履行。这是法治国家公民守法义务使然。当然，当法律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时，其应履行的责任当然会有所不同。但这是一视同仁的“必需品”，而不是什么“奢侈品”的问题。
二、科技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时空范围
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是受制于人类的理性水平的，尤其是当时的科技水平。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法律调整生活关系的范围扩大，新兴法律部门如自然环境法、太空法和原子能法的出现。任何法律是在彼时的人类认识能力基础上制定的，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就是说任何一部法律在制定的当时被认为是“科学”的。按照该“科学”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认识能力提高，“科学”的法律现在看来存在严重的问题。产品质量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在产品存在缺陷生产者免责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如果随着科技发展证明该产品存在缺陷并造成损害，该企业是否承担责任？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是按照现行有效法律行为的。或许正是因为此，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从一元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展到二元的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存。再如，环境保护法在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企业生产是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这意味着生产企业总是向环境索取、排放污染物的过程。虽然环境保护法规定废水、废气、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及“谁污染谁治理”等原则，即使相关的标准和原则被认真贯彻实施，对环境损害仍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情形下所造成的损害，不能认为企业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没有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其是按照法律的指引行为的。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将企业这种负外部性内化从而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企业负外部性只能部分而不是全部地被内化。对于无法用金钱替代的损害如不可回复的环境损害、无法治愈的伤残及死亡，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完全内化的。那种认为负外部性可以完全内化的论调是金钱万能论的观点。
人有改善、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和权利。企业正是人类找到了改善生活、提高幸福指数的强有力武器。而企业在实现人类目标时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只要按照法律的指引从事行为，造成损害被认为是法律容许范围内的。我们不能抛开法律对企业作法律和道德上的非难。这是对法律的尊重，更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当然，对于造成的损害可通过相关制度由国家财政或企业自愿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来弥补或减轻。
三、市场机制决定特殊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
如果说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裁员或破产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就不应该存在。因为裁员或破产必然会损害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职工和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裁员及破产等法律就不具有道德基础。因此，无论在立法还是学理探讨都不能将企业社会责任泛化，否则就会出现笔者所说的这种看似荒谬的情形。笔者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企业只要按照法律行事就履行了社会责任。这是特殊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所在。
从整个社会来说，企业缩减规模、减员和破产是市场机制的必然选择；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经过程；是企业发展壮大和东山再起的阵痛过程；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必经过程。因此，裁员、破产等法律不仅是对市场机制的积极回应，同时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社会责任限于守法义务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和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7]“利益相关者理论”看起来如此之美，可以说兼顾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所有方面，像是济世安邦万灵药。给人一种若所有企业认真地履行了其社会责任，就不会出现食品或药品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社会就会出现安定和谐的繁荣景象的美好图景。学者们喜欢徜徉于理论上的完美和个人的喜好，全不顾现实直白和严苛。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不确定性使其在法律生活根本无法完全实现。实际上，利益相关者理论使企业社会责任向守法义务回归。
（一）利益相关者之间是零和博弈
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内，其利润量是一定的，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财产支出。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利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利润又是经由交易获得，利润多少最终都由消费者承担。在此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了吗？同时，企业是营利实体而非慈善机构，当其没有利润时不可能自掏腰包来履行所谓的社会责任。这就决定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终回归到守法义务的经济上的原因。
（二）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判断主体和标准难以确定
由股东、债权人、消费者、雇员（职工）、中小竞争者等构成的利益相关者是如此之多，由谁来判断企业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谁有权决定判断主体？对这些疑问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若企业对雇员履行了社会责任，而对消费者没有履行社会责任，那么该企业到底有没有履行社会责任？是采一票否决抑或经济抵消方式呢？这就牵涉到判断标准无法确定的问题。实际上，判断主体无论是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农夫山泉”商家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喝一瓶水捐一分钱”的广告，既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也体现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8]笔者认为该判断太过武断，有“一白遮百丑”之嫌。因此，只有相关的法律才是最为恰当的判断依据。因此，判断主体和标准难以确定是企业社会责任回归守法义务的原因之一。
当今企业可通过自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表明其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自我评价方式很难甚至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从双汇瘦肉精事件前后看该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就可知自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义何在。[9]
（三）效率违约或违法使社会合约成假性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197号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已经2007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
第一条为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加强城市管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执法效能，促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下简称相对集中处罚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相对集中处罚权实施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以下简称城管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领导的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市城管执法机关负责对本市相对集中处罚权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组织指导、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并根据职责权限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区、县城管执法机关负责本辖区相对集中处罚权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条相对集中处罚权的行使，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行政执法和管理服务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推行行政指导，引导公众参与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城管执法机关根据国务院和市人民政府关于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决定，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以下行政处罚权（以下简称处罚权）：
（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二）市政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三）公用事业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四）城市节水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五）园林绿化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六）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七）城市河湖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八）施工现场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九）城市停车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十）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十一）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对流动无照经营行为的处罚权；
（十二）城市规划管理方面对违法建设的有关处罚权；
（十三）旅游管理方面对无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行为的处罚权；
（十四）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城管执法机关集中行使的其他处罚权。
第六条相对集中处罚权权限范围的确定和调整，由市人民政府决定。权限范围的确定和调整，应当根据城市管理发展的需要，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城管执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不得擅自对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权限范围进行调整、变更。城管执法机关集中行使的处罚权，原职能部门不得再行使。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城市管理秩序，按照权限范围应当由城管执法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由违法行为行为发生地的城管执法机关管辖。执法区域相邻的城管执法机关对流动状态下发生的违法行为可以约定在适当的区域范围内共同管辖。共同管辖区域范围内的违法行为由首先发现的城管执法机关查处，其他城管执法机关予以配合。约定共同管辖应当向上一级城管执法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备案。管辖权发生异议的，可以报请共同上级城管执法机关指定管辖。上级城管执法机关有权管辖下级城管执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下级城管执法机关进行管辖。
第八条城管执法机关及其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城管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现场进行调查、检查；
（二）查阅、调阅、复制、拍摄、录制有关证据材料，抽样取证或者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
（三）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财物；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九条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妥善保管先行登记保存、扣押的财物，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对于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妥善处置。先行登记保存、扣押的财物需要返还给当事人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通知权利人领取；权利人不明的，应当发布招领公告；权利人拒绝领取或者公告期满后无人认领的，由城管执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条城管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城管执法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当事人陈述、申辩所提出的事实、理由以及证据成立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采纳。城管执法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当事人要求听证且符合听证要求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一条城管执法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相关文书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将相关文书送达当事人。
第十二条除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外，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城管执法机关及其城管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应当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第十三条城管执法人员应当具备行政处罚执法资格，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应当统一着装，佩带城管执法标志，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保持仪容严整、举止端庄、语言文明、规范执法。城管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十四条城管执法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城管执法人员的回避，由所属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十五条本市建立相对集中处罚权的领导协调机制，加强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之间的行政执法协调工作。协调的事项包括：
（一）相对集中处罚权权限范围的争议；
（二）相对集中处罚权执法依据适用的争议；
（三）案件移送、信息共享、工作配合等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的衔接和配合；
（四）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城管执法机关负有相对集中处罚权行政执法协调工作的主动协调责任，相关部门负有配合协调责任。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制作书面的协调意见，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备案。协调意见的内容应当包括相关依据和工作方案、具体措施等。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按照本市行政执法协调工作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城管执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部门主管或者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移送案件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被移送部门应当将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移送部门。
第十八条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应当确定具体工作机构，负责行政执法协调工作的日常联系，定期通报情况，实现城市管理信息、数据的及时互通和共享。
第十九条城管执法机关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管理工作的需要，可以实施联合执法。实施联合执法应当经各参与部门的负责人批准，并制定工作方案、应急预案。
第二十条城管执法机关执法时，需要相关部门就专业和技术问题作出解释或者提供其他协助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或者根据政府决定、协调意见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加强执法队伍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和管理，加强宣传和法制工作，提高信息化和装备建设水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建立完善录用、考核、培训、交流与回避等制度。
第二十二条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管执法机关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的监督检查，对城管执法机关不履行、违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权的行为（以下统称违法执法行为），应当责令改正并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完善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层级监督制度。上级城管执法机关发现下级城管执法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应当责令改正；下级城管执法机关拒不改正的，上级城管执法机关可以依法予以纠正，或者建议所属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并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城管执法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有权申诉或者检举。对于申诉或者检举，城管执法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错误的应当主动及时改正。
第二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城管执法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城管执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城管执法人员有下列违法执法行为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一）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三）无法定事由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四）实施处罚未制作法律文书、使用合法票据；
（五）刁难、谩骂、殴打或者唆使他人殴打当事人；
（六）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查封、扣押、没收的财物；
（七）索要、收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财物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宴请；
（八）要求当事人承担非法定义务；
（九）其他违法执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