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第15号



《景德镇市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已经1999年12月18日市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代市长：陈安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景德镇市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秉公执法，预防和减少行政错案的发生，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错案，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单位（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影响公正处理的行政案件。
　　本办法所称行政错案责任是指由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错案发生，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的责任。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市行政错案责任追究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错案责任追究工作。
其他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追究本单位工作人员的行政错案责任。
各行政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负责办理错案责任追究的具体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行政执法错案进行立案审查；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
　　（三）依照本办法对构成行政执法错案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提出处理建议；
　　（四）监督、检查、指导下级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工作；
　　（五）领导交办的其他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工作。
　　行政监察、人事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法制工作机构共同做好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工作。
　　
　　第四条 追究行政错案责任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责任自负，罚当其过；
　　（四）保护正当的行政执法行为；
　　（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

　　第二章 责任追究范围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为行政错案，属追究范围：
　　（一）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的行政案件以及因处罚显失公正被判决变更的行政案件；
　　（二）经复议机关撤销、变更原处理决定或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以及复议机关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导致行政赔偿发生的行政案件；
　　（四）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发现并确认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行政案件；
　　（五）其他行政错案。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追究行政错案责任：
　　（一）涉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及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负责人的行政错案；
　　（二）在本市范围内影响较大的行政错案；
　　（三）其他需要由市人民政府负责处理的行政错案。其他行政错案由各行政机关追究。

　　第七条 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行政错案发生的，应追究工作人员责任。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承担责任：
　　（一）因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在认识上产生偏差的；
　　（二）法律、法规虽有规定，但在适用时对法律、法规在理解和认识上产生偏差的；
　　（三）行政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不良后果，且认错态度好，积极改正错误的。

　　第九条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的行政行为导致错案发生的，追究其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条 由行政机关集体决定的行政行为导致错案发生的，追究行政机关负责人和持错误意见的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由于不作为而导致错案发生的，追究应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发生错案的机关对已经发现属于错案而不纠正的，追究其机关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章 责任追究种类

　　第十三条 对发生错案的行政机关或责任人员，可视情节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学习，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机关；
　　（二）由人事监察机关给予其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
　　（三）导致国家赔偿发生的，责令其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四）责任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责任追究程序
　　
　　第十四条 由市人民政府追究的错案，经市政府法制局提出具体意见上报市人民政府决定。其他行政错案的追究经各行政机关法制机构提出具体意见，由各行政机关决定。

　　第十五条 行政错案责任追究机关应成立错案责任追究调查小组，听取原办案人员的情况汇报，调阅全部原案卷材料。
　　
　　第十六条 调查小组的活动应有两人以上参加方可进行，并制作笔录，由全体参加人员签名。

　　第十七条 调查小组应向管理相对人或案件有关的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第十八条 调查小组的调查结论应书面通知责任机关和责任人员，责任机关和责任人员有权提交申辩材料，调查小组应将调查结论与申辩材料同时上报，由该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九条 对错案责任的调查，处理工作，应在两个月内完成；有特殊情况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可延长一个月。

　　第二十条 对行政错案责任的处理，应在3天内书面通知责任机关或责任人。

　　第二十一条 对已经处理的行政错案，各行政机关须在一个月内将处理情况书面报送市政府法制局。

　　第二十二条 责任机关或责任人员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应在接到书面通知30日内向原处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复核。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从汉律的“恤刑”制度谈起----对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问题研究

刘忠杰


内容概要

　　汉律规定：“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的妇女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于不戴刑具的优待。”[1] 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唐代又确立了“死刑三复奏制度”以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防止错杀。虽然这一立法精神与现代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制度”较之相对朴素，但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刑法理论界，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完全废除死刑的主张，虽然，中国刑法界还没有把废除死刑作为自己现阶段的目标，但是，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却一直是中国刑法的态度。 [2]本文从审判的时侯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刑事法学界严格限制死刑的努力，阐释中国刑法在保护人身权利方面的功能，同时探讨更现实更有意义的限制甚至废除死刑的道路。

关 键 词：　死刑限制；审判时；怀孕妇女


一、中国对死刑限制的法律思想及渊源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由于死刑的内容是剥夺罪犯的生命，故又被称为生命刑。“我们知道生命具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可能恢复的价值，所以死刑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3]《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慎用死刑是我国一贯的政策。在国际法方面，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三部分第六条第五项规定，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目前我国已签署了两个公约，并已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会得到批准。[4]自从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于死刑的评价已经争论了二百多年。我国现在还不可能废除死刑，但是，一方面，保留死刑绝不意味着可以多杀、错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同样既是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也是人们的共识。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量适用死刑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以至最后消灭犯罪，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罪犯。另一方面，死刑存在消极作用，大量适用死刑会引起恶性犯罪增加，阻碍人们价值观念的提升，必须杜绝错杀，而少杀、慎杀也有利于防止错杀。刑法总则与分则对死刑的适用也作出了明确、严格的限制。《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该条明确指出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一律不适用死刑，包括不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为后者也属于死刑。具体体现出我国立法对该种情况所注重的正义价值的立法精神，突出了现行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功能。[5]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如2005年，发生在辽宁阜新市的一起恶性杀夫案，犯罪嫌疑人郭某在出逃4个月后向警方自首。随着郭某的投案自首，包括警方在内，人们都认为这起案件已经可以结束调查了，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在警方对郭红审问过程中，郭红时常出现呕吐、嗜睡等生理反应。警方经过医生对其检查后得知：郭红已经怀孕。根据科学检测之后推算，怀孕应该是发生在郭红杀人后外逃期间。如果郭红不怀孕，由于案情的恶劣，郭红可能面临死刑。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从该案例我们有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有利用其怀孕的情形逃避其本应承担较严重的法律制裁。另外，如果“审判时”这个时间段过长，就给了不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很多可乘之机，可以在这个时间里“制造”怀孕的事实。曾经就发生过“人工受精”的实例。不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了事物的这种两面性，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的把握这一原则，然后在今后的立法，司法方面严格加以规制。

三、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的正确认定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作了规定。立法的本意是保障无辜的婴儿不受刑罚的追究，另外，也体现了对孕妇的特殊保护，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对无辜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也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审判时”和定义“正在怀孕”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认识存在不尽统一的情况。笔者针对这一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对“审判时”的时间范围正确理解

　　《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审判时”应从立法者目的的角度作扩大解释。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问题的电话答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羁押期间已是孕妇的被告人,无论其怀孕是否属于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也不论其是否自然流产或者经人工流产以及流产后移送起诉或审判期间的长短,不适用死刑。“审判时”包涵刑事诉讼整个过程。它应该包括立案阶段，侦查（羁押）、提起公诉、法庭审理，直到法院判决为止。这个过程从公安机关或公诉机关认为或者应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并且决定进入立案阶段开始，直到公诉机关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审判机关依法审理并宣判时为止。[6]另有观点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对“审判时”作缩小理解，认为其专指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受理之后，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的全过程。相比之下，扩大解释的“审判时”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仅侦查（羁押）期间我国《刑事诉讼法》就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符合特殊情况的可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二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并符合法定条件的，可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再延长二个月。由此可以推出其整个诉讼阶段最长可达十个月以上。在此期间如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已经怀孕的一律不适用死刑。而缩小解释的“审判时”最多不可能超过两个半月。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符合法定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最慢最特殊的情况都必须在两个半月之内结案。显然，对直接承受刑罚制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讲，扩大解释的“审判时”比缩小解释的“审判时”对其更为有利。不仅如此，即使在死刑判决宣告及死刑命令签发后，执行前，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也应当停止执行死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也对《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条文进行了细化与明确，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根据现行刑法对适用死刑的严格、谨慎的立法精神，绝大多数法官在审判时，都是从扩大解释的角度去理解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审判时”的时间范围能够更好体现刑事诉讼中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核心价值。

（二）对“正在怀孕”的认定

　　“正在怀孕”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整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怀孕，这包括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之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怀孕，也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羁押期间怀孕。至于“怀孕时”在理解上并不存在着太多的争议。大家都知道，怀孕时是指从成功受精到成功分娩时止这么一个完整过程中的某一个时间点。但是这个过程中的特殊情形---流产（包括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被司法解释为合理情形，即使流产，也认定为“怀孕时”，享受不宜适用死刑的规定。从司法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法律上理解“怀孕时”包括在“审判时怀过孕”和“审判时正在怀孕”这两种情形。需要指出的是，对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以前，被告人在关押期间做人工流产的，应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能判处死刑；更不能为了判处死刑而强制怀孕的被告人做人工流产。此外，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7]在司法实践时，面对人工流产的情形是人为可以改变的，这种情形司法人员需要谨慎地对待，因为，一旦法律认定流产不属于“怀孕时”，很有可能一些利益相关者为了达到致人于死地的目的，使出一些卑鄙的手段，积极创造出人工流产的情形。我想这也是目前司法解释为何认为流产是合理情形的一种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讲，她们几乎不太可能自己主动的，自愿的去进行人工流产，然后好让自己能判死刑。因此流产中的人工流产情形也应该当然地理解为“怀孕时”。

　　另外还包括不能等被告人分娩以后再判处死刑或者执行死刑，以及不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包括在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被告人是怀孕的妇女，也包括审判前在羁押受审时已是怀孕的妇女。对于这种妇女，即使她在羁押或受审期间生产或者流产了，仍应视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能适用死刑。[8] 但是，一部分学者提出；现实生活中非法律工作人员在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因此，为了尽可能的保障无罪的人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刑法法益不受侵害，充分体现立法的宗旨和本意，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建议将《刑法》中“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改为“刑事诉讼中正在怀孕的妇女”。这样更能体现出立法的宗旨和本意，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时也更加有法可依。[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只是存在于立法技术层面，如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等因素，因受法律自身条件的制约所产生的歧义。而在司法实践中，应从立法精神去把握该条的涵义，以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

四、“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反思

　　意大利著名的刑罚学家贝卡里亚在他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就大胆的提出“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的问题，他说：“体现着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10]从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来看，废除死刑是一种趋势，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完全废除或部分废除死刑。。
　　我国从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治安状况来看，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已经从立法与司法中严格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如“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就从死刑适用的犯罪主体和死刑执行制度上作了严格的限制，这也正是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实现法律正义与保障人权方面所体现的社会职能。


【注释】
[1]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2] 参见，高铭喧，“关于参加国际死刑问题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报告”，载《法学研究交流》1987年第12期。Gao Ming Xuan,
[3] 高铭喧主编；《刑法学原理》，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4] 高铭喧主编；《刑法学原理》，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2页。
[5] 赵秉志；《中国刑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6] 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7] 谢望原著；《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第98页。
[8] 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