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定位思考
----兼谈忠实义务

张向阳


论文提要：
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一道德教义从此被法律加以确认，立法者这一举措，无疑将会对婚姻家庭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包二奶”、“家庭暴力”、“配偶权”展开讨论，着重阐述了在这些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上，法律是如何看待并调整的。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事由、婚姻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到国家公权、社会组织对家庭暴力的介入,反映了法律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批判态度和对高品质家庭生活的导向，对健康的婚姻道德精神的提倡，而不是恣意、肆意地横加干涉。由此导出，法律对带有强烈伦理道德色彩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种情感世界的行为的介入必须有一个“度”，必须讲究立法技巧，法律与道德必须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以便携手并进，优势互补。但勿容讳言，大力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大搞精神文明建设，才是根本的选择。全文共5000字。

作者简介：

张向阳，男，1964年出生，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职法官。


一九九五年十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婚姻法以来，围绕大改还是小改，前进还是倒退，争论十分激烈，特别是婚姻法是否应规定夫妻间的忠实义务（配偶权），是一个贯穿婚姻法修改全过程的争论焦点。立法机关最后采纳了肯定意见，将这一伦理道德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第3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禁止家庭暴力”,这两个禁止是在原先四个禁止基础上增设的。对这些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的规定表明了立法者解决“包二奶”和“家庭暴力”的态度和决心。但婚姻法对同居义务未予明确。对同样是违背忠实义务，侵犯配偶权等其他行为未作规定。
关于“包二奶”问题
“ 包二奶”是典型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现象的表现，在整个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争论各方观点各异，媒体也炒作的很厉害，甚至要追究“包二奶”者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婚姻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只对重婚的行为才追究刑事责任。因为重婚不仅破坏了一夫一妻制，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国家登记机关婚姻登记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故代表国家公权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包二奶”违背的是夫妻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是情感性质的问题，社会危害性较小，如给相对方造成损害，只能在民事范围内解决，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相对方不知情或默认，则根本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婚姻事实上可以推定为特定男女当事人之间存在一项合约，互相忠实则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当然的义务，违背这两个特定“私人”之间约定的义务，应通过民事责任解决，而不是动用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刑事责任来解决。这体现了立法者的理性态度。
“包二奶”指的是时间较长，相对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在经济上女方对男方具有依附性。如以“夫妻名义”同居，则为事实重婚，性质又有不同。“包二奶”导致的法律后果有两个：一个是由此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46条），过错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由此可以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事由（32条），经调解和好无效后，应准予离婚。但对提出离婚请求的条件不加任何限制，不管有无过错，双方都可以提出，不以限制有过错一方提出离婚作为对其惩罚措施。因为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维持这种全无爱情的婚姻也是不现实的，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法律对其不应干涉，否则离婚自由就是一句空话，与法律所追求的价值自相矛盾。法律的着重点应放在公平正义以及双方利益平衡上，即如何对受害方加以救济，而不是对负心人施以重典，这不符合“权利本位”潮流。也许对情感世界的行为由道德来调整更具实效。法律对“包二奶”的批判态度是通过赋予无过错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实现的，这体现了立法者的务实态度。
关于“性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在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样也是媒体炒作的对象，尤其是性暴力问题，有观点甚至建议增设婚内强奸罪以惩处此类行为。家庭暴力不光是指对肉体的摧残，同时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当然对家庭暴力的范围不应扩大化。偶然的,一般的吵打,既不影响感情,又未造成后果,频率很小的矛盾冲突，不属家庭暴力范围。立法者考虑到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并充分运用了婚姻法是民事基本法、是私法的特点，借助民事法律手段调整此类问题。婚姻法第32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赋予受害人提出离婚的一项权利；第46条将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作为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从经济上安抚受害者；第43条第45条分别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者应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即依伤害程度不同，分别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由于虐待罪和伤害罪乃至赌博、吸毒犯罪的主体涵盖了婚姻关系当事人，因此，婚姻法只强调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够什么标准就追究什么责任，不再新设处罚和罪名。第43条还规定了村委会、居委会对家庭暴力的民间调解和公安机关的处政处罚，明确了行政管理机关的介入权。这是婚姻立法的一个创举。
应当看到，针对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在审判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包二奶”亦此。最大的障碍是举证问题。首先，家庭暴力的致伤部位往往较为隐蔽，致伤程度轻微，容易恢复，无须住院治疗。这样时过境迁，很难再能留下有价值的证据材料。而人证往往因有亲属关系，其证明力又大打折扣。如采取不正当手段偷拍偷录，即使条件允许但又涉及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且这种证据效力又该如何认定？而非此，无过错方很难举证证明对方存在过错，获取赔偿的规定只能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对此类证据的采集方式和证明程序和证明程度（内容）作出规定或司法解释，既保护无过错方要求赔偿的权利，又保护相对方包括无过错方的隐私权，同时也不损坏公序良俗。其次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很多受害人要么出于“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不愿意报案，尤其是对性方面的暴力有难言之隐，不愿意鉴定伤情；要么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懂法，权利意识和证据意识都不强，当时没有提取并固定证据。另外，仍有很多人为了孩子的利益和未来婚姻的不确定性等原因，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对过错方仍抱有幻想，等待着人家回心转意的那一天。而一个有诚意准备把小日子过下去的人是不会怀有贰心，事先就为离婚作这样那样的准备工作。实在被逼无路时，痛下决心摊牌，而对方此时已早有戒心，取证难度更大。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其理亦此。
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中的暴力，光靠几条法律条文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的，治本之策仍然是依靠道德的力量，依靠行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
于“配偶权”问题
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的忠实义务，“包二奶”违背了该项义务，即侵犯了配偶权，法律对此已设定了救济措施。但修改后的婚姻法未对“同居义务”加以明确，当一方因婚处不轨行为违反了忠实义务时，同样也是对配偶权的侵犯，此时则无任何救济措施。这似乎会引起权利的失衡，而法律在此却嘎然止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根据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尝试通过间接保护方式，只要确认其侵害他人合法的人格利益，就构成侵权，判赔一定的精神损失费给无过错方。
诚然，法律是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不仅可以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且可以评价、指引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舆论力量和个人自觉来纠正其不良行为，这就使道德担当了法所无法替代的任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中带有情感性质的一种特殊关系。感情作为人的内心感受，是可变的，具有不确定性，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而法律也不可能穷尽大众日常私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无法动用公共资源监督每个人二十四小时内是否有不规定不行，何况这也是对人权的侵犯、自由的剥夺和限制，是一种倒退。就连妻子对自己的丈夫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不轨不行，主要靠道德谴责和鞭挞来逐步消除，靠每个人提高自己的道德文化素质，自觉抵御各种诱惑。
法律毕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最低限度的约束，尤其对于婚姻家庭这种具有强烈伦理道德色彩的领域，对其调整不仅需要法律手段，更需要行政和道德手段，法律调整过多或过深，只会降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的执行也会失去相应的精神条件。如果把夫妻忠实义务法律化、看作国家公权对高品质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导向，对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道德精神的提倡，而不是“包办”，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新修改的婚姻法是婚姻立法的一次飞跃，符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契合点
法律与道德是上层建筑中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互为补充。法律只调整与人们利益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需要以国家权力进行干预的社会关系；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许多不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等只能由道德调整。但是这个范围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发生变化，原本属于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只由道德来调整；原来属于由道德调整的问题，可能转化为要由法律来加以调整。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进的大变革和转轨期，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新的社会关系不断产生，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对婚姻家庭的认识和观念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由于婚姻家庭关系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是伦理关系，同时它又是一种法律关系，受法律调整是理所当然的。法律和道德在这里发生了交叉和融合。任何一部法律只能根据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准作出现实而明确的价值取舍，如超越这个水准，管得过宽过深，则会导致对法律的抵触和规避，这种脱离生活的法律是没有人文基础的，何谈社会效果。要知道，深深扎根于特定社群里面的习惯性行为准则实实在在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它无处不在，其规范密度比法律要大得多。往往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说合、基层组织的调停和社区舆论的评价的效果更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这次所修改的婚姻法对“包二奶”和“家庭暴力”等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大趋势，作出禁止性规定和此类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规定，而并没有后来设想或者担心的严历，并初步将忠实义务法定化，而并没有“急功近利”包揽一切，这决不是对此类行为的纵容或默许。这实际上表明了国家公权对此类行为的批判态度，隐含和体现了一种道德精神，作为一种导向，提倡的是以忠贞专一的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家庭道德。此外，将此类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规范，还可以借助国家强制力弘扬道德精神，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起到双重的保障作用和教育作用，有助于树立规则的权威性。
靠法律的手段维护爱情的专一和稳定，并不是婚姻立法的本意，对此类关系的调整，应当由伦理道德来唱主角，至少目前是这样，法律暂不宜轻率干预。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婚姻立法中的公平救济，尽量将种种不忠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特别是对子女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点。婚姻能否完美，能否地久天长，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和文化素质及其道德品质。因此，关键的关键是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是以德治国。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法律和伦理道德结合的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即法律和道德所要寻求的契合点，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并进，优势互补，确需经过长期的探索。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基本农田保护规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0年12月1日通过）


第一条 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促进热带高效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发布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依法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对基本农田实行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依法划区定界后，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列为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一项内容。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情况。
第四条 省、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基本农田的保护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本省农垦系统和省属华侨农场的基本农田管理体制由省人民政府决定。
第五条 全省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80％以上。基本农田具体数量指标由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级分解下达至乡镇一级。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得低于上一级人民政府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
第六条 划定基本农田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二）有利于生态建设，正确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不得改变土地承包者的承包经营权。
第七条 下列耕地应当划为基本农田，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实行特殊保护：
（一）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
（三）蔬菜生产基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五）良种繁育基地。
第八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下列农业生产用地划为基本农田，报省人民政府核准：
（一）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保护范围以外、有良好水利灌溉条件的坡度25度以下的草本园地；
（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改为草本园地，规划期内可以还耕的耕地。
第九条 下列耕地不划为基本农田：
（一）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规划，需要退耕还林、还牧、还湖和调整为其他农用地的耕地；
（二）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规划范围内的耕地，已列入国家或者本省城镇建设规划近期建设控制区内的耕地，已列入国家或者本省规划的非农业开发区近期建设控制区内的耕地；
（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划定的林业用地、水利工程设施用地；
（四）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用地。
第十条 基本农田以乡镇为单位划区定界，由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具体划定程序为：
（一）各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数量指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并将基本农田保护数量指标分解到乡镇，经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组织实施；
（二）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和下达的数量指标，具体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地块，核定保护面积；
（三）乡镇基本农田划定后，由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基本农田划区定界报告书；
（四）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市县、乡镇两级划定基本农田的成果资料审核后报请验收，由省人民政府组织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确认。
第十一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成果经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确认后，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置保护标志牌和保护界桩，并予以公告。公告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区定界图；
（二）保护区地块名称、编号、四至范围与面积；
（三）其他应当载明的内容。
第十二条 基本农田划区定界后，各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资料建立档案，并建立基本农田管理信息系统，作为监督、检查、补划、变更基本农田的依据。
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基本农田保护档案资料应当长期保存，并允许公开查询。
第十三条 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用土地的，必须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有关占用基本农田的面积、具体地块、用途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等资料，经省人民政府
审核后按有关规定报请批准。
第十四条 因生态建设、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确需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业、草业、木本果业、水产养殖业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有关占用基本农田的面积、具体地块、用途等资料，报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的，应
当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所占用的基本农田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让、对外承包的，市县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前，必须征得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第十五条 依据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经依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当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补充划入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补充划为基本农田的地块，必须经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确认。
基本农田的补充划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十六条 经依法批准非农业建设占用基本农田的，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占补平衡、先补后占的原则，负责开垦与所占基本农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开垦新耕地的费用应当列入建
设项目投资成本预算。非农业建设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七条 基本农田使用权以出让、承包、联营合作以及转包、转让等方式依法流转的，不得改变基本农田的性质和用途，不得破坏地力。
禁止将基本农田使用权以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限价或者超过本省规定的年限出让、对外承包。
第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撂荒基本农田。
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满1年不使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基本农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1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2年未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
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重新划为基本农田。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并恢复耕种。
第十九条 禁止下列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
（一）建坟、建窑、建房；
（二）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三）排放造成污染的废水、废气及堆放固体废弃物；
（四）人为造成海水浸渍使基本农田盐碱化；
（五）侵占或者损坏基本农田基础设施；
（六）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
第二十条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人为因素造成基本农田破坏的，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应当依法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有关规定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基本农田因生产和建设被破坏，给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者承包经营者造成损失
的，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应当给予赔偿。
第二十一条 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基本农田内的水利、水土保持、防护林、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治土壤沙化、盐渍化，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鼓励引导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增加资金、劳力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第二十二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基本农田地力分等定级办法，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基本农田地力等级评定结果，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审定后，予以公告，并建立档案。
第二十三条 利用基本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做到用地养地相结合，采用合理的耕作、轮作方式，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增加使用有机肥，提高地力，防止土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对地力造成破坏的，应当限期治理。
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对基本农田造成影响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基本农田环境保护方案。
基本农田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基本农田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后，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验收。
第二十五条 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分别与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与市县级人民政府签订的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的要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农业承包经营合同应当载明承包方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责任。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进行巡回检查，登记基本农田变动情况，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侵占、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及时将登记情况和调查结果向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七条 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基本农田保护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
省、市、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应当将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而不划入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从重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或者超过批准数量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
（三）非法出让、对外承包、转让或者倒卖基本农田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业、草业、木本果业、水产养殖业的，对其中确实符合生态建设、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需要的，由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办审批手续；对拒不补办审批手续或者所占用的基本农田不符
合生态建设、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需要的，责令其限期恢复基本农田原状，并处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每平方米5元以上15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不补划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的，由省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占用基本农田的单位拒不履行土地开垦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土地开垦费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改变基本农田的性质和用途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照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以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限价和超过本省规定的年限出让、对外承包的，其出让、承包合同无效，
对出让人、发包人按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三）项给予处罚，对非法批准出让、对外承包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区别下列不同情形给予行政处罚：
（一）被破坏的基本农田可以恢复原种植条件的，责令限期恢复，并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1倍的罚款；
（二）被破坏的基本农田无法恢复原种植条件的，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2倍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因建设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基本农田污染的，依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侵占、挪用耕地开垦费、土地闲置费或者土地复垦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5年8月1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海南省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200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