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信息化促进条例

（2007年9月12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信息化发展，规范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发挥信息化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规划、信息化工程建设、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安全保障和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市信息化发展应当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科学建设、资源共享、深化应用、安全可靠的方针，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不断提高全市信息化水平。
　　第四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市信息化的管理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的信息化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的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科学技术、公安、通信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信息化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将信息化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信息化建设。
市人民政府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和引导信息化建设。
　　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积极引导和推进职工学习信息技术知识、参加信息技术教育培训活动。
　　第八条　本市建立信息化专家咨询制度。信息化的决策、规划、标准制定、重大项目建设，应当经过专家论证或者听取专家咨询意见。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信息化促进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信息化规划

　　第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信息化规划工作，按照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科学预测，统筹协调，编制信息化规划。
　　第十一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信息化专项规划与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编制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按照程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本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编制本市相关信息化专项规划。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市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编制本部门、本地区的信息化规划，报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在编制信息化规划时，编制部门应当通过公示、听证等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
　　第十五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将信息化规划及其执行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章　信息化工程建设

　　第十六条　从事信息化工程的设计、开发、建设、服务保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
建设单位不得将信息化工程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第十七条　信息化工程项目建设应当符合信息化规划、技术规范、信息安全保障和信息资源共享的要求。
　　政府投资的信息化工程项目，有关部门应当会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要求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
非政府投资的重大信息化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依法办理建设相关手续后，向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信息化工程的安全系统应当与信息化工程的设计、建设同步进行，所需经费列入项目预算。
　　第十九条　信息化工程建设单位应当遵守招标投标、合同管理、监理和竣工验收等制度，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政府投资的信息化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应当通知信息化主管部门参与。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四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二十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点信息技术推广应用项目，建立和完善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体系，促进信息技术在社会各行业的推广应用。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应当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推行信息技术在机关办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提高工作效率、监管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十二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市统一的电子政务专网，组织和推动电子政务网络纵向和横向间的互联互通。
国家机关建设本机关或者本系统电子政务网络工程，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充分利用已有网络基础和资源，不得重复建设。
　　第二十三条　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社会保障、金融保险和公用事业等社会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加强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第二十四条　鼓励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推广应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扶植中小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建设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公共信息平台。
　　第二十五条　本市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和完善信用服务、安全认证、标准规范、在线支付和现代物流等体系，提升电子商务应用和服务水平。

　　　　　　　　　　　　　　 第五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编制政务信息公开目录，依法及时、准确地将政务信息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应当加强政务信息交换与共享，明确政务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和责任，编制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实现政务信息在国家机关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充分利用。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提供政务公开信息和政务共享信息，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
　　第二十九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统一建设和完善人口、法人单位、地理空间等基础信息资源库，依法推动基础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可以对公开的政务信息资源依法进行增值开发利用，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或者有偿服务。
　　第三十一条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
　　第三十二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协调一致、职责明确、运转有效的监管体制，加强对信息资源市场的监督管理，保护信息资源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三十三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信息产业发展导向目录，引导信息产业发展。
　　第三十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产业项目给予重点扶持。
本市鼓励信息产业风险投资，吸纳境内外资金投资本市信息产业。
　　第三十五条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通信、广播电视、应用软件、系统集成和网络服务等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引导信息服务业拓宽服务领域，优化信息服务业结构，规范和管理信息服务业的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促进本市信息产业发展，引导信息产业优化结构，整合优势资源，发展规模经济，提升核心竞争力。
　　第三十七条　从事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开发、生产的企业，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三十八条　企业从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第七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九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全市信息安全工作，会同公安、国家安全、国家密码、保密、宣传等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全市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公安、国家安全、国家密码、保密、宣传等有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信息安全保障的相关工作。
　　第四十条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工作责任制，制定本单位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第四十一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安全通报制度。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单位，应当制定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增强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抗毁能力、灾难恢复能力。
　　第四十二条　本市实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对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实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具体办法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四十三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市国家密码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以身份认证、授权管理、责任认定等为主要内容的网络信任体系，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工作。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市国家密码管理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和电子认证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系统，加强对信息内容的安全监管，防止违法、有害信息的传播。
　　第四十五条　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重点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进行安全检查评估，及时查找隐患，保障网络和系统正常运行。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不编制政务信息公开目录、不按要求公开政务信息、不编制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的，由上级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乱收费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提供、发布虚假信息或者违法信息，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信息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用户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俯瞰律师被定位

张生贵


　　所有的人都有权获得律师协助和法律服务，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
　　什么是律师职业定位，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曾说过，一提起律师，人们自然会想到“为弱者呐喊，向强权抗衡”的高大形象，自然会想到“无拘无束多自由，谈笑之间黄金来”的潇洒形象，自然会想到“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挽狂澜于既倒”的智慧形象，自然会想到“挑战权利，抗衡权力”的民主形象。作为律师始终用法律的智慧关怀人，用专业的技巧帮助人，始终以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和兢兢业业的不懈追求，在一案一讼间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完美体现律师的社会形象。
　　实际上“律师”的确是一个难以界定和概括的概念。既可以从一种制度层面上看待，也可以是从一个职业界别上区分，还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执业个人判断。有人说律师是师者，是智者，是参谋，是仆人，律师打官司挣钱是一种职业。这些定位都是正确的，但仅从不同的角度，现行社会尚未全面定位。
《律师法》对我国律师的法律定位也有不足，律师概念在外延上采取社会执业的狭义定义，影响和制约了律师职业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应有的地位，对律师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存在误区，未能充分体现和保证律师在国家法律实施中发挥的作用；律师管理体制行业发展模式规定，未能从律师职业与法官、检察官同为法律职业的高度定位，造成律师职业属性定位的缺失和不足。概念定位上的不清楚，就无法了解律师是干什么的，从而无从了解律师有何权利和义务。功能定位的模糊，职业定位的游移，造成社会误读太多。
　　从法治角度看，律师是推动法治的一支主力军，这个提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的职业定位一直难有明确方向，结果造成了政府或司法部门对律师的看法大有不同。之所以有如此处境之困，除了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以外，还源于官方对律师的功能性定位。当下有不少地方政府以维稳为借口，打着“维稳压倒维权”的旗号，对社会比较敏感的拆迁、上访等民众实行围堵，如有律师代理拆迁或上访案件，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手段设制障碍。在维稳压倒维权还是维权促进维稳的思辩中，地方政府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他们把律师定位于是维稳的工具，而没有从大局或法治终极目的上看问题，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让我们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查找答案，“鉴于《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为改善罪行的受害者获得司法上的公正与公平待遇、恢复原状、赔偿和援助推荐在国际和国家各级采取各项措施，鉴于充分保护人人都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或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鉴于律师专业组织在维护职业标准和道德，在保护其成员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权利，在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在与政府和其它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正利益的目标等方面起到极为重要作用，下列各项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协助各会员国促进和确保律师发挥正当作用而制订的，各国政府应在其本国立法和习惯做法范围内考虑和尊重这些原则，并应提请律师以及其它人例如法官、检查官、行政和立法机关成员以及一般公众予以注意。这些原则还应酌情适用于虽无正式律师身份但行使律师职能的人。获得律师协助和法律服务，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在其境内并受其管辖的所有的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原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经济或其它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捷有效的程序和机制。各国政府应确保拨出向穷人并在必要时向其它处境不利的人提供法律服务所需的资金和其它资源。律师专业组织应在安排和提供服务、便利和其它资源方面进行合作。各国政府和律师专业组织应促进有关方案，使公众了解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了解律师在保护他们基本自由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特别注意对穷人和其它处境不利的人给予帮助，使他们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在必要时请求律师协助。刑事司法事件中的特别保障。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所有的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四十八小时。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自从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的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那个时候律师有着同公、检、法人员同样的地位，条例明确律师具体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和集体利益，包括公民的合法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律师地位及职业定位也不断发生变化。1996年颁行的《律师法》，将律师从“国家工作人员”定位变成“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人员”，强调律师为社会提供服务。2007年修订律师法时再次把律师的社会性改成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这三次定位的脉络是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这个演进过程比较符合法治进步的理念，真正体现律师实际价值的定位。而司法部门的行政规定将律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实际是恢复了第一阶段的法律工作者，这个定位于律师法不一致。现在的一系例政策和出发点把律师定性为党和政府的一支队伍，这与律师作为公民代理人的角色有冲突，从官方给律师的定位分析，或隐或现地将律师置于一种能动的服务者，这样的定位不能说完全有错，但这样的定位本身的出发点值得打问号，如果以社会主义特色法律服务者定位律师，是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或将律师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建设的主力军的话，律师地位由此提升，律师执业困境由此破解，律师为当事人代理或辩护的独立性及法律职责由此加强，律师的作用和联合国确认的律师原则得以充分体现，那么，律师的春天或者说法治的春天离我们会越来越近，反之则是司法退步。实际情况可能是，官方给律师职来的定位，大有从独立的公民代理人角色中分化出来，这样的定位与律师职业理念要求之间发生冲突，不得不让律师界认真思考，由此造成目前的困境，律师从业时有遭公检法抵制，律师法也变成难以生效的法律。基于这样的定位，无论刑事辩护或是民事代理，各部门都会首先从维稳的角度对律师提出要求，甚至于把打官司诉讼看成是不稳定因素，思维意识中断定诉讼程序中的个人在与国家对抗。
　　传统的刑事司法意识是国家权力无对手，带来的后果是律师刑事辩护中无法取得独立的辩护地位，也无法与国力衡平时获得安全保障，律师辩护制度仅在技术层面上游走，辩护律师的作用仅仅是配合走个过程。
　　律师服务于社会稳定，律师职业的内在诉求是用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监督司法机关或社会部门在法律的规则内行使权力，都围绕一个发挥法治的核心作用，不能离开自由职业的特点和维护正义的职责以及矫正司法缺陷的功能。
　　律师在法治社会才能发挥作用，通过维权促成维稳，由此能看得出律师这个行业的定位和价值评价。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说“律师的真实目标不是想干别的，只想有一个宽松的执业空间，让我们的司法程序不再混乱，使我们能够以公众知道的法律规则来判案”。由此表达了律师的职业需求和价值理念，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维护社会正义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结合在一起，保障人权，从追求价值上实现职责。
　　法律条文本身充满了外行人无从理解的专业术语，一项事实证据如何能与特定的法律规定相对应，其间存有很多迷底，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被告面对检察官和法庭是无所适从，也无法识别某些法庭询问中暗含的刑事陷阱。贺卫方教授曾提到，律师在法庭上无法使使权利或对公权力进行制衡，受指控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那么民众的不满就只能通过法律以外的途径加以宣泄，律师也会远离体制，其至成为社会动荡的鼓手。被指控的人不一定有罪，有可能受到避轻就重的指控，刑事审判中就需要用复杂的专业知识辩别，假如没有律师的辩护，必然会导致错判乱判或轻罪重判，受到伤害的不只是被告本人，有可能波及任何一个民众，维护每一个潜在受指控者的权利便是律师存在的价值。
　　维稳压倒维权某种意义上是用践踏法律的方式惩罚犯罪，就是公权力本身对政府合法性的颠覆，即使换来一时的治安，分明是播种仇恨的过程得到暂时的太平，迟早迎来火山瀑发或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