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子证据作为信息世界的“证据之王”，已为司法实践所采用，然后电子证据规则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的采用缺乏法律依据，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加强电子证据的法理研究、有效运用现行的证据规则和通过借鉴世界先进电子证据立法经验，逐步构建起我国有关电子证据的规则体系，是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民事诉讼　电子证据　证据规则

　　电子证据作为证据领域的一个新生物，日益进入司法实务之中，在民事诉讼中，随着科技和法治的不断发展，通过立法确立电子证据规则显得日益迫切，但是在当前电子证据法律规则缺乏的情形下，法院如何对待该类证据，成为当前中国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难题。循序渐进构建系统的电子证据规则，既是解决当前法院应对电子证据难题的迫切要求，也是现代科技和法治发展客观要求。

　　一、电子证据及其证据规则

　　1.电子证据

　　在研究某一事物时，学者们一般从其定义入手，这似乎是一种俗套。其实不然，人们在研究事物时，首先对其进行概念的界定，是学术讨论的前提，对于法学概念，则更是进行立法的前提，概念的界定将该事物类化和特定化，限定了研究的范围。当然，因笔者水平有限，本文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作为该文探讨的基础。

　　目前关于电子证据的称谓有“计算机证据、数据证据、电子证据”等等，对其定义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等同式定义法、能式定义法、形式上的定义法、过程式定义法、载体式定义法、扩张式定义法等几种 。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电子证据的定义还未形成一个广泛接受的明晰表述，但是从这几类定义看，他们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电子证据的某些特征。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规定，“数据电文是指通过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其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存储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对电子签名界定为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息。《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第157条，“凡是当事人用于证明或者有助于证明其事实主张的以电子信息形式存在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都属于电子信息证据。”

　　从上述界定看，电子证据的产生，基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或包含这几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其产生于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二是其功能是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三是其表现形式为电子信息。

　　2.电子证据的特征

　　把握电子证据的特性，明确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的不同之处，才能对其特性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和进行立法。综合学者的研究，电子证据的特性主要表现在高技术性（精密性）、脆弱性、无形性（隐蔽性）、开放性、分散性等几个方面。

　　电子证据的高技术性，是指相比传统证据，其形成、传输、存储、输出等都依赖于计算机技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又使得这种高科技性能为普通大众所掌握，因而电子证据无论是在民事领域，还是在刑事领域，都会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趋增多。而电子证据法律规则的缺乏和滞后，也日益无法应对这一趋势。此外，电子技术的精密性，一方面能够避免如证言的误传、书证的误记等其他证据的一些弊端，但是因其技术的普及，使得普通人都可能对其进行截取、监听、窃听、删改和毁灭，而且这些操作从技术上将，也往往难以查清，又使其具有脆弱性的一面。

　　电子证据的无形性，是指电子证据以电子信息的形式进行存储和传输，它以数字编码的形式存储，以电磁脉冲、光束运行，这些形式都只是在计算机系统内部，无法通过人的感官直接感知。而且，这些信息输出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有通过屏幕显示文字、图片、视频，也可以输出为纸质文件。正是由于这种无形性，如果其在存储、传输或输出过程中任意一处出现差错，无论是人为的，还是系统错误，都难以查清。

　　 电子证据的开放性，是指因网络技术的普及，电子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即使不通过网络，也可以通过拷贝方式无限复制，随时向外传播。这种开放性和分散性，一方面有利于电子证据的采集，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网络资源浩如烟海，筛选可用信息有时又如大海捞针。

　　3.电子证据规则

　　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规则除一般证据规则（如证据构成规则）外，还有自身的特定规则，这些特定规则包括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规则、证明力规则，以及诉讼过程中的证据运用规则，如电子证据的采集、提出、审查、质证、认证规则等。

　　证据是司法裁判、实现司法正义的基础。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电子化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电子证据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司法实践中，但是电子证据要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必须需要构建一系列的规则，电子证据规则构建的滞后，无疑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前行的绊脚石。电子证据如何归类和定位，如何采集、鉴定，如何在庭审中出示、质证和认证，如何采信和衡量其证明力，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民事程序法所必须解决的。

　　二、规则缺失下的运行现状

　　1.电子证据规则立法滞后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普及，我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立法态度虽然非常积极，但是，我国关于互联网的法规大多集中在通信管制等方面，有关电子商务的运行和交易行为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法律出台，目前我国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依然十分滞后。在我国，作为电子证据法的母法的证据法、电子商务法等还都尚未出台，更谈不上存在单独的电子证据法 。但是，我国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也并非空白。我国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散见于各类法律之中，如《合同法》、《电子签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许可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以及地方性规范。其中，《合同法》第11、 16、 26、 33,、34条等，专门对数据电文做出了规定，并将“数据电文”纳入“书面形式”。从这些法律规定内容看，我国关于电子证据的立法，大多是关于电子证据收集和保全的，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等，而关于电子证据证明资格和证明力的规则几乎没有。而且这些法律之间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也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对于电子证据的表述也各不相同，有“电子记录”、“数据电文”、“电子数据交换”等等，多达十余种。面对日益增多的电子证据，立法的滞后，使得司法人员在处理这些证据时，往往将其输出或转化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形式，这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也增加了这些证据的易变性。

　　2.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自1996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就审结原告薛某与被告张某侵权纠纷案（国内首例电子邮件侵权诉讼）以来，全国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无数次地遇到了电子证据认证的难题，也有很多的电子证据为法院所采信，如南宁市永新区法院受理的原告曾建国诉被告王玲玲欠款案、梁灏英诉覃军勇名誉侵权纠纷案——短信息侵犯名誉权案等。从这些案例来看，法院在对待电子证据的态度和认证的方式上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承认电子证据的证据效力。各地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所遇到的电子证据，都不会以电子证据不属于《民诉法》所规定的7种证据类型而拒绝审查。但是，法院在承认电子证据为民事证据时，所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即一般以复制品的性质予以认可。（2）规避电子证据的证据形式认定。法院在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和认证时，对其属于何种类型的证据，一般未予评析。既不将其作为单独的证据类型予以采信，也不将其列入现有法律所规定的7种类型之一。这种规避，一方面反映了立法滞后的法律尴尬，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代司法在面对电子证据新问题时必须灵活应对。（3）运用补强证据规则认定电子证据。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法律规定，因某一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不能将其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对其证明力给予补充、加强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则。 因电子证据的脆弱性，法官对仅有单一电子证据佐证之事实予以认定往往信心不足，往往要求当事人双方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上述司法实践中的态度和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的部分问题，但是电子证据规则的缺失，使得法院在应对电子证据问题时受制于现有法律规定，未能完全发挥电子证据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司法制度中的应有作用。

　　三、电子证据规则构建路径

　　构建我国电子证据规则，不是一蹴而就的，既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积累和反复修正、检验。理论研究先行，在理论的指导下，首先解决急迫问题，如有关电子证据的采集、认证、质证规则，这些规定可先在相关的法律体系中先行规定，条件成熟时再将这些法律规范纳入电子证据的单一立法之中。在新的法律规范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应通过有效运用现有证据规则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运用电子证据。

司法机关在诉讼中的回避

杨涛


司法机关在诉讼中应否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提及，、〈〈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只有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及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的规定，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诉讼中的回避却未作任何规定。仅1998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这不能不说是诉讼法上的一种缺陷。
从现代组织的性质与功能上分析，任何组织一经形成，便集合了组织成员的意志代表了组织成员的利益，同时，该组织还具有相对独立于组织成员的自身的意志反映与利益诉求。并且，每一个组织总是有特定的人员或机构加以领导，代表组织意志行事。在民法中，有法人的概念，并由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在刑法中，有单位作为犯罪的主体，其主要负责人要对单位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能时是公权力机关，是公法人，由院长、检察长、局长领导，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相对独立、经费单独核算，有其独立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诉求。在民事领域，当他们民事主体进入市场后，独立的经济利益更为明显。
而现代回避制度渊源于自然正义的原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因为与案件的当事人或与案件有复写关系的人审理案件无法消除人们对于他们审理案件公正性、中立性的怀疑，而只有回避才能体现程序正义。当司法机关及其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是案件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时，司法机关独立的利益诉求及在主要领导或负责人领导下的机制如何让人们去消除这种合理的怀疑呢？因此，回避制度必须要涉及司法机关回避的的问题。
这种回在笔者看来，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司法机关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这里这些组织其实与自然人并无差异，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与诉求。如法院是民事案件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检察院、公安局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又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法院曾与当事人有民事纠纷等等；这些情形下，司法机关都不应审理案件或进行侦查、起诉等司法活动。
二是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其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这些人有实际控制和潜在影响该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能力，仅仅要求其本人回避是远远不能消除人们对于司法机关办案公正性、中立性的怀疑。
三、是司法机关的成员因为公务行为涉及诉讼时，当事人也有权要求成员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公务行为与组织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司法机关处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作出不利于公正的的趋向。如某法院法官的涉嫌滥用职权罪，如由该法院审理，法院或出于对痛恨该法官破坏法院声誉的考虑，畸重判刑，或出于防止在上级法院及有关机关的考核落后等等因素，畸轻处理甚至宣告无罪。
在涉及司法机关回避的案件中，不仅该司法机关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而且该司法机关管辖下的机关也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此类案件应由该司法机关的上级机关办理或由该司法机关的平级的其他司法机关办理。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